雾霾是怎么来的？
理解大气污染问题并不复杂。它就是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的废气吸收或驱散能力与这个地区的人口废气排放量的平衡。当人排除的废气量远远大于自然环境的废气吸收能力时，就会发生空气污染现象。
东部地区长期持续的城市建设使大面积地表覆盖上了混凝土，废气中的微粒没有着落的地方，削弱了这个地区的废气吸收能力。冬天又是植物休息的季节，植物的废气吸收能力也处于最低状态。此外，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伴随着能量使用量的提高。原来北京人不论怎么冷，该骑车的人还是骑车，现在都变成了开车族。过去长江两岸的人冬天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可现在也都用起取暖空调了。中国的能源主要是从煤和石油中来的。能量使用总量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废气排放的增加。在这种废气消化与排放严重失衡的基本状态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造成类似雾霾这样的严重污染气象。
雾霾能不能治好？如何治理？
空气污染的治理本身很简单，肯定是可以搞好的。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蓝天就能看到空气治理的希望。但令人尴尬的是，环境污染是同经济兴旺的程度成正比的。环境污染大、废气排放高，间接地说明这里的人类活动活跃、人气旺、财气也旺。空气治理真正的难处在于如何能不过分打击这里的人气和财气，又能实现环境改善。
空气污染的治理可以有三个层次的解法：第一个层次是促进产业与技术升级的政策控制，既通过排气制规来惩罚污染源头，又通过奖励来鼓励低污染产业的进驻，从而实现人口、产业、设备的更新换代。比如通过汽车的排气制规来促进汽车和燃油的更新换代；通过提高企业废气排放标准，关闭或转移一些无法达标的产业。英国和日本等国都有通过这种方式成功进行污染治理的先例。
第二个层次是能源供应与能源利用的智慧整合，即通过对电、气、光、热的综合优化供应，延长一次能源的供应链，提高能源的总体利用效率。比如每家烧一个炉子，即使每个炉子都满足最严格的排气标准，煤的使用总量也不会减少。即使能看到每个炉子的排气都很干净，整个地区的污染并不一定会减少。但是如果一个小区1万人共用一个大锅炉，并且先把锅炉产生的蒸汽用来发电，然后把余热为小区供热。延长了能量利用链，能源供应方的利益容易提高，设备水平容易提高，能源消耗的总量也可以减少。这种思想的延伸就可以形成各种智慧小区、智慧城市等。
第三个层次是生活方式的进化。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同能源消费的正比关系，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逆自然生活方式的崇尚。冬天本来就该穿厚衣服，应该用自己的体温来取暖；就应该少出门，多睡觉。这种顺自然的生活方式比任何优秀的节能减排技术都更有效、更廉价。虽然让现代人回到传统顺自然生活也许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能把传统生活模式进行一些现代化的转变，就能形成更高层次上的现代解。
雾霾问题的中国难
第一、二层次的治理手段本质上是技术解，也就是说只要有技术可行性，就能实现经济合算，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普及，是从行政、经营、技术层面比较容易操控的解法。但可操控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同北京的雾霾可以比对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英国伦敦。但伦敦人口只有800多万，且周边没有源源不断的人口供应地。而北京有约2000万人口，整个东部沿海地区有5亿多人口。目前中国人的人均能量消费量只有日本的一半、美国的1/4。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即使我们把能源效率再提高一倍，中国的能量消费总量和排放总量都不一定会减少。而环境污染最终还是取决于能源的消费总量。
所以，中国的问题其实比发达国家的问题要严峻得多，发达国家的成功解，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中国的成功解。
习近平主席号召我们重学唯物辩证法，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问题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并不在于方法的好坏，也不在于中国文化的特殊，而在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中国人口是现在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2倍。而在中国的后面，紧跟着的还有印度、东南亚等具有同样多人口背景的国家。过去发达国家的模式肯定是不适于这些高人口密度国家的。而中国必然或者说必须成为世界未来发展模式的转折点，否则整个人类都不可能有幸福的未来。
雾霾问题的深层原因
寻找雾霾的中国解，也可以说是寻找高密度人口国家未来发展模式的一个新起点。因为雾霾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过去发展道路的危险。
中国解在哪里？
从中医思想看中国的环境问题，就会发现环境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东部地区“聚势太盛”。由于大量人口在这个地区聚集，带动了财富、产业以及各种资源向这个地区的聚集；而这些聚集又吸引了更多的人向这个地区的进一步的聚集。中医素有“聚而不散必病”之说。雾霾其实只是这种“必病”状态的一种表现而已。从这种观点考虑雾霾问题，就可以发现以节能减排为主体的治理方法实际上还只是一种头疼治头的西医解，也许有效，但不会根治。即使我们今天能治好雾霾，明天又会有更多的人向这个地区聚集，而后天我们又不得不面对更艰难的问题。
如何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导入一种“散”的机制，才是雾霾问题中国解的关键所在。
我们为了研究生态修复和人居环境两立的工程建设方法，在东西部之间走读了8年，最大的发现就是“生态”与“人气”的关系。一片土地的生态承载力同季节有关系，生态承载力强的季节也是这个地区能让人舒适宜居的季节。在这样的季节中多聚集一些人气，对这个地区人的生活、地区经济和生态环境都很有利。反之，这个地区承载力弱的季节也是这里不适宜居住的季节。这样的季节里，强制人们留下，不仅增加人的无效消耗，生态破坏效应也很大，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生态节奏同人的生活直觉其实是不矛盾的。人只要顺着自己认为自然舒适的感觉走，自然就能得到生态与人居的双赢。
这真是常识中的常识，但人们为什么不能跟着感觉走呢？
每个人都可能有每个人的理由，但如果真是能让大家有更好生活的话，其实并不是不可能的。动1个人只要命令就可以，动100个人可以用利益，动1万人需要一个产业，动100万人需要一种文化，需要一种利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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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家正在推动西部开发和城镇化建设。我们在8年的东西部走读之中发现西部开发中的一个问题：多数人，不论是东部还是西部人，都把西部开发当成是西部人的事；是提高西部人生活水平，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西部资源的事情。但以这样的心态开发西部，其实西部是没什么希望的。因为西部如果以资源输出为发展动力，这些资源肯定是越来越少。如果步东部后尘发展生产加工业，西部的地理自然条件、国际国内的发展背景都不会让这里有太大的作为，为西部而制订的西部建设战略其实很难带来理性的投资跟进。城镇化建设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个世界面临的是总体产能的过剩。这是工业化、全球化社会的宿命，并不会因为某个地方需要发展，就非要在这个地方增加新的产能。
但如果换一个建设思路，不要为发展西部而开发西部，而把西部变成东部的后花园，变成东部的季节别墅，则西部的劣势就可以全部变成优势了。东部人民也会因为西部建设而得到更大的利益。
比如让东部每年1亿人到西南避寒、避春荒，1亿人到西北避暑，再让2亿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分布到远郊城镇，东部的各种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即使北京的户籍人口继续大幅度上升，北京的实际生态承载人口也会下降。在这种动态的聚散机制基础上，再导入有效的节能减排技术，不仅环境污染可控，人的生活质量也可以提高。西部以及地方城镇也会因为这些人的到来而有一个巨大消费产业，各种投资建设也就有了实质性的动机。现在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移动通讯网，能为这种季节性移动文化提供足够的技术保证，东部的各种过剩产能也能有用武之地。（以下我们简称这种社会生活模式为“冬南夏北”）
冬南夏北与社会创新
很多人听到这个提案的第一反应是：虽然理想但不易实施、不易操控。这确实是事实。不过我们的世界其实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需要我们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把这种合理但不易操控的解决方案变成可操控方案。
这样的解决方案、这样的实施技术就是社会创新。
随着地球环境的恶化，类似雾霾这样大规模的环境危机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科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在这种规模的课题面前，传统的对症疗法（前述一、二层次的解法）已经到了极限。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把人们引向一种新的、更健康、更快乐、也更可持续的新的生活方式才是更有意义、也更有效果的解法（前述第三层次的解法）。政治家、科学家其实也有足够的运作能力，利用社会政治、法规操控和技术创新来推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为这样的目标而服务的科学技术，才有更大的用武之处，经济和社会也能因为这样的科学技术而兴旺。
冬南夏北的生活模式并不是什么新主意。过去的游牧民族每年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大部分欧洲国家也都有夏季或冬季的长期休假制度。人们在休假的时候就跑到那个季节宜居的地方休34个星期。另一些国家则以服务于这些长期休假的人为支柱产业。中国现在也有一种候鸟族，冬天去海南，夏天去海滨。这既是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
但中国同欧洲的区别在于，中国人还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富裕到可以享受这种生活方式的程度，所以中国需要适合于国人的自己的移动动机和移动机制。
银星机制——中国式冬南夏北的先锋机制
让我们从理想回到现实。要鼓动数以亿计的人口在东西南北之间来回移动不是某一个人可以设计、操控或决策的事情，现阶段需要的是不一定完善但能让每个普通百姓都能关心、都能参与的先锋机制，然后让一部分人通过参与，探索更易普及、更成熟的多样化运营机制。
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我们在西北设计了一种叫“银星机制”的实践方案。区别于消费性的异地休养形态，它让人们可以利用东西部的差别，来享受并缩小差别。
银星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先在西北的一片荒漠土地上（或任何不发达地区）建设一个或几个小院作为绿岛，然后请一些城市的退休老人、学生或者有空闲时间的群体作为志愿者，到这个绿岛上进行短期生活。这里虽然是荒漠地区，但夏秋季节其实非常舒适。志愿者们一方面可以享受这里的气候、修身养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绿岛的改良和扩大进行一些建设性劳动。当地农民则因为这个消费群体的到来，对未来生活有了新希望并增加了劳动热情。当地一些品质很好但因为产量少而不能变成商品的农牧产品，也会因为这些消费者的上门而能变成利益。荒漠土地因有人照料而逐渐恢复生机。绿岛面积和质量因为这种循环而不断改善、不断扩大。这些志愿者也许并没有付出太多的劳动，也没有付出多少经济或身体上的损失（他们实际上是差别的收益者），却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唤醒这片土地、这里的人们应有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提高地区活力。
虽然这个机制还在继续实践的过程中，不能说取得很大成果，但至少已经让我们看到希望。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什么样的人到了这里都是宝贝——能工巧匠是人才，老弱病残也是人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成在人多、败也在人多”的国家来说，这将是难得的能把任何人都当成资源的人才吸纳机制。这种机制并不需要高投入，也没有什么门坎。任何人都可以去当绿岛的岛主，成为绿岛的参与者、支持者、建设者和批评者。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机制只适合季节性修养（移动），而不适合于定居性移民。因为西北的冬春季节生态承载力非常薄弱，如果在这两个季节滞留过多人口的话，将起到反作用。
从每个人开始的社会创新
一个外国的环境学者在考察了北京的环境之后说：“解决北京环境问题的技术并不复杂，问题在于市民的环境意识。北京人虽然对环境问题很重视，但都觉得是别人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也非常慷慨地接受了这个责任。可是，环境问题的真正难点在于，最后如何分担环境修复的成本。即使是政府管，最后的成本也要落在每个百姓头上。环境污染是一个不特定多数的分布性问题，如果每个市民都能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身边做起，成本是非常低的。但如果把已经污染的环境作为一个集中问题来做统一处理，将是成本极高的事情。几年后要大家来结账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还能潇洒得起来就成问题了。”
笔者赞同这个意见。本文初衷也是想提倡一种能让全民参加的参考方案。雾霾总会过去，但之后我们留下什么，才是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如果仅靠技术和法规来解决我们今天的危机，明天留给我们的将是一些以中国命名的新病和一屁股账单。但如果能因为雾霾而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生活方式中的问题，并从每一个人开始探索和实践一些能让我们自己更幸福、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的新的生活方式，雾霾之后也许我们能发现一片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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