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一门尴尬的职业——王富海谈城市规划

王富海
　　规划师，作为一个职业，工作的对象是城市。城市是有表的物质和空间，也是无形的历史与文化，更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形态。规划师们大都怀着一个朴素的信念，希望城市象得到良好滋养的有机体一样，协调、平衡、茁壮地成长，希望每个市民都能安全，方便、舒适地生活，希望完好保存城市的历史精萃，尽快解决现存的诸多问题，创造人类生栖的美好明天。幸亏有人发明一个词叫“可持续发展”，用它来概括规划师的理想，再贴切不过。于是规划师在工作室里总觉得自已居高俯瞰，把城市看成可解读可创造的图画。然而，每每走到屋外，以一比一的尺度(假设对缺乏权力和财力造成的折减忽略不计)处理问题，顿时茫然无助。对于任何为公众理想而工作的行业来讲，现实总是残酷的，而规划工作的基本方法，就是系统地发掘现实中的不当，并提出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尽管这些办法常常停留在想当然的层面。如此理想化的职业，本应是文学的、艺术的，而规划工作偏偏是技术的、行政的，甚至正在走向更为冰冷的经济范畴、法律范畴──如此这般，还能保持童贞，规划师们真的应该佩服自已！

　　回到现实来考量，规划师们实在应该抽空同情自已一回，因为他们注定要工作在矛盾当中，很尴尬。

　　规划是什么？思维者、技能者、技能者、理想者、行政手段者，各有所论。规划本来是一种行为，或者说是人类任何主动行为中的一个环节，是盘算，是计划，是权衡。人们一般理解的“城市规划”，专指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规划师”的职业只存在于这一特定领域。而城市发展与建设中的各个环节，从确立目标，到决策，到各类开发修建，都要筹划，都有规划行为。“规划师”的工作职责根本不能控制城市建设的全过程，只能规划“目标”而不能规划“行动”，岂不尴尬？即便规划工作真的如很多文章里论述的那么重要，放到城市建设中大而概之，“这种”规划行为应当犹如人体活动中脑子的地位，不象五官四肢般直接操作，而起到判断和支配作用。但在现行体制中，规划行为并没有被放在头部，具体安排在哪儿，各有各的理解。错位如此，能不令规划师尴尬？

　　现行的规划原理、规则和方法，令规划师心目中只有一种结果，即理想的、“可持续发展”的结果。于是每次规划时面对着现状的一片疮痍，信心十足地描绘美好图景，若干年后很有耐心地再一次，把疮痍变成图景，让人吃惊的是，城市并没有因规划师认为“疮痍”而停止运转，相反却经常显现出更加强大的生机。城市生活的真正多样性，并非规划师的理想所能穷尽，越不发达的社会，人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越强，规划理念与建设结果之间的差异越大，规划师对城市的专业理解越远离广大市民的认识。中国的城市刚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取得主要地位，规划必须要有相当好的心理素质。

　　然而规划师毕竟是理想主义者。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异，他们表现出了巨大的自我约束精神和强烈的自我完善意识，几年来，规划界议论的热点问题不断转换，恨不能把任何影响城市发展和规划工作的因素都揽入囊中，从国外各种规划理念及方法的引人，规划内容与成果的广泛探讨，到规划教育改革和规划师个人素质的提高，到规划的实施体制、规划机构中的技术构成(执业制度)，再到规划的法律制度等，层出不穷，但这些探讨仅仅限于前瞻方面，极少对过去的检讨和对自身的反省。象极了中国足球，昨天体能，今天素质，明天战术，再就是心理、教练、裁判、职业化等等，逼急了就对着国旗宣誓。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与方法的起点，就是对城市“合理结构”的简单经验，时至市场经济汹涌而来，规划师无法理解城市建设机制的革命变化，不具备对各种现象、因素乃至深层社会经济背景进行研究的能力，依然拿理想化的朴素经验“向权力讲述真理”，请问，规划师手中的真理究竟是什么？回顾刚刚走过的路，1992～1995年遍及全国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曾带来城市规划的“空前繁荣”，规划师的职业弱点也空前暴露，对此，我们是不是该深刻地自省一番？

　　城市规划之于城市建设属上层建筑范畴，对应城市建设机制的巨大变化，近年的规划机制反应不够，规划工作的整体组织不力。编规划的靠电脑把成果打扮得整齐漂亮，越发有卖相，不论可行与否，最实惠的是可以接点私活贴补家用；管规划的一面对政府行为中行政原则践踏技术原则产生些愤慨，一面也颇得意于市场发育而烘托出的权力；论规划的陶醉于对知识爆炸中新鲜信息的文字处理，在想象的空间中指点江山，不屑于做做中国城市和城市中和人也好、物也好、流也好的些许基础研究，规划行业的各级组织者疏于将几大块组成合力，规划的内部运行机制远未完善，惩论影响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管理与决策与决策架构，又怎能在政府转变职能后，更为开放的规模式中发挥协调作用？

　　观念超前了，体制跟不上；作法超前了，理论跟不上；作用超前了，地位跟不上；这是规划工作面临的困境。
　　干着今天的，想着明天的；干着自已的，想着别人的；干着本职的，想领导的；干着单项的，想着全面的；这就是中国规划师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