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2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视察三门峡工程时与工人亲切交谈)
（一）三门峡工程的准备与开工
1953年是我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走向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当时，苏联政府帮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项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在水利部长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在周恩来具体负责下，经过与苏联政府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的156个工程项目。
中央决定聘请苏联专家组帮助治黄后，周恩来根据黄委会技术力量有限的现实，指示国家计委，从燃料工业部、水利部、地质部、农业部、林业部、铁道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抽调力量成立黄河研究组，负责收集、调查、整理、分析有关黄河规划所需的多项资料。 1953年7月16日，黄河研究组正式成立，李葆华任组长，刘澜波、王新三、顾大川、王化云任副组长。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阿?阿?柯洛略夫为组长的苏联专家组来华。在这之前，黄河研究组共集中技术干部39人，在有关部、院的协助下，已整编并翻译出来黄河概况报告17篇，干支流查勘、各主要坝址地质调查、几个大水库的经济调查及水土保持调查等报告30余篇，各种统计图表168张，水文绪言资料4本，地质图921张。苏联专家在研究了上述各项基本资料以后认为，现有资料已具备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条件。2月至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000余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查勘。苏联专家在查勘中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它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4月，国家计委将黄河研究组改组为黄河规划委员会，增加张含英、钱正英、宋应、竺可桢、柴树藩、赵明甫、李锐、李铁铮、刘均一、高原、赵克飞、王凤斋等为委员。1954年底，黄河规划委员会正式提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三门峡水利枢纽作为第一期工程的主要项目。
195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18日下午1时，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15次全体会议，在听取李葆华和刘澜波的说明后，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邓子恢说：“黄河干流阶梯开发计划选定在陕县三门峡地方修建一座最大和最重要的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三门峡工程对于防止黄河下游洪水灾害有决定性的作用。”7月30日，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所提出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同意邓子恢的报告，并要求“国务院应采取措施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建筑工程机构。”
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后，周恩来具体负责了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当时，撤销了燃料工业部，分别成立煤炭，电力、石油部。成立三门峡工程局，首先遇到一个由水利部领导还是由电力工业部领导的问题。三门峡工程由苏联帮助设计。苏联未设立水利部，一切综合性的大型水利工程均由电站部所属机关进行设计与施工。虽然两个部都认为三门峡工程重大，必须由两部合作，但由哪个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问题，则有分歧意见。电力工业部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认为：三门峡水电站是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规模最大的电力工程，是水电建设的一所最好的学校，为了培养水电建设的领导力量和技术力量，应以电力工业部领导为主；并且电力工业部在改建小丰满的工程中已经培养了一个将近4000技工的建筑安装队伍，作为三门峡工程施工力量的基础，也是比较合宜的。水利部则认为，建国以来，全国重大的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领导下进行的，已经积累了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三门峡工程是综合性的大型水利工程建筑，应以水利部领导为主。两部经过几次协商，意见仍未能统一。为此，周恩来于1955年11月2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两部的意见。12月1日，周恩来就三门峡水电防洪工程的施工领导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书面报告。周恩来指出，“必须集中两个部的技术力量和建设经验，共同负责，通力合作，各有关部门也必须大力支持。”“如果存有任何单干的思想则都是错误的。”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为苏联只设电站部不设水利部的体制并非适宜于中国。他说：“考虑到中国河流很多，防洪、灌溉等水利工程的工作量极为繁重，而且考虑到电力工业的必展趋势，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水力发电比重将会超过火力发电，水电与火电的建设工作今后势必由两个部门分别管理；因此，水利部不仅现在有必要存在，将来除了农田水利之外，作为水电工作的领导部门也是需要的。”他提出，在黄河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上，由两部共同负责，并吸收地方党委参加组成三门峡工程局，统一领导三门峡的设计施工工作，局长、副局长应该是专职干部，并且应该按照企业领导的原则建立首长负责制；为了加强政治领导，工程局还应该受河南省委的领导。周恩来根据水利、电力工业两部党组11月23日关于三门峡工程局领导干部配备的报告，拟调湖北省长刘子厚任局长，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河南省委委员齐文川任副局长。
1955年12月6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刘子厚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王化云、张铁铮、齐文川任副局长。1956年1月3日，三门峡工程局在北京开始办公。1956年7月2日，周恩来同三门峡工程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同志谈话。7月3日，周恩来接见三门峡工程苏联设计专家。7月27日，三门峡工程局移驻三门峡工地。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举行开工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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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三门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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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已开挖石方74万立方米，土方500多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3万多立方米，但仍争论很大。1958年8月初，周恩来率队考察荆江与三峡后，在重庆与李葆华、钱正英等分手，去成都参加中央会议。李葆华和钱正英看了四川一些水利工地，几天后，也到了成都。周恩来把李葆华、钱正英找去说，陕西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虽然定下来了，要求翻案，理由是水土保持能解决问题，无须修三门峡。周恩来要李葆华、钱正英了解情况、准备意见。周恩来为掌握情况、解决问题，于1958年4月21日至24日，在三门峡主持召开了现场会议。4月20日，他坐火车到郑州，在河南省直属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讲了几个小时话。他说，我们要去三门峡开会，就是为了讨论这个大的水库。然后，他坐直升飞机到洛阳参观了几个工厂，从洛阳坐火车到三门峡。为了便于对陕西做说服工作，周恩来还请了对西北局有很大影响的彭德怀、习仲勋去参加会议。
4月21日，三门峡谷春寒犹劲，河风料峭。周恩来身着中山装，到工地上看望1万多名建设者。他一会儿走到头戴安全帽的工人面前一一握手；一会儿停下脚步，双手抱怀同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亲切交谈。当他走到工地浮桥上凭栏远眺，热闹沸腾的工地、汹涌澎湃的黄河、突兀而立的中流砥柱，使他产生了许多联想。他微笑着说：“砥柱，就那么点大，冲刷了多少年还在那里！”这质朴的语言，深深表达了周恩来对中流砥柱的赞美。
三门峡现场会争论热烈、气氛活跃。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讲了话，陕、豫、晋和水电部、黄委会、三门峡工程局的负责人及有关专家都在会上发了言。特别是陕西省去了不少人参加会议，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说水位高了，西安地区的土地会碱化等等。
4月24日下午，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他首先指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到现场开，各方面人都有，各种意见都可以听到，跟实际能够结合。三门峡水库的争论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百家争鸣的一个表现，开工一年多还有分歧意见，“其原因就是因为规划的时候，对一条最难治的河，各方面研究不够造成的。”他说：“将三门峡作为一个特定问题来开展讨论和争论，来更好地解决根治水害、发展水利的问题，就可以推广到其他的流域，对海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等等，总有好处。”开场白寥寥数语，表达了周恩来亲临现场，结合实际，百家争鸣，博采众长，深入具体，指导一般的领导方法。
接着，周恩来根据各方面的发言，综采各方面的意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深刻阐述了上游和下游，一般洪水与特大洪水，防洪与兴利，局部与整体，战略与战术等问题的辩证统一关系。
他明确指出修建三门峡水库的目标应以“防洪为主，其它为辅”，“先防洪，后综合利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原则。他说：“不能把发电、灌溉、航运跟防洪这个要求等量齐观”，但是，“修这个水库投资这么大，最后总要综合利用”；防洪第一，因为“冀、鲁、豫，还加上苏、皖，这五省是五、六亿亩土地、二亿多人口的地方，”但防洪有个限度，库容以不损害西安为前提。
他特别强调“不能孤立地解决三门峡问题”，“要综合治理”，“要同时加紧进行水土保持、整治河道和修建黄河干支流水库的规划问题”，“不要只顾一点，不及其余，不能一搞三门峡就只依靠三门峡”。周恩来还亲自布置尽快搞出这三大规划。四个月后，他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又亲自主持了黄河三大规划汇报会，听取了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的汇报，并讲了话。
在现场会上有的同志对水土保持的速度和减沙效果估计过高，周恩来泼了冷水。他在总结发言中说：“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就有助于他们前进。”
1954年编制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确定三门峡正常高水位为350米。1956年至1957年的初步设计，又将正常高水位抬高到360米，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为320米。正常高水位的抬高，将增加土地淹没、泥沙淤积和移民问题。陕西省反映强烈。周恩来支持中国专家多次提出的除低泄水孔底槛高程的意见。由于苏联方面提出闸门启闭有困难，修改设计可能要延长工期，认为降到310米比较经济合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说：三门峡水库泄水孔底“原定320，这就太高了。320就是高出库底42公尺，是不是能够降低？我们说可以减低到300，但是和苏联专家商量，最多让步到310，不然关闸比较困难。”“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能改到300，因为减低一点，总可以使泥沙多冲出去些。”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最后决定泄水孔底槛高程降至300米。
这次现场会，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思想指导下，突出了整体利益，适当照顾了局部利益。进一步明确了修建三门峡水库对治理黄河特别对下游五省防洪的重要作用，回答了陕西省关于三门峡水库有没有必要修建的疑问。同时，采纳了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降低20米的意见，对水库兴建和改建后长期减少库区淤积和淹没损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59年10月12日至13日，周恩来第二次视察三门峡工地并主持现场会。12日下午，周恩来到三门峡，晚上与吴芝圃、卫恒等研究河南、陕西、山西三省水利与运输问题。13日在三门峡工地上，周恩来同建设者亲切交谈，频频握手。有的建设者手沾油污，可是周周恩来不等他们擦手就紧紧地握了上去。当周恩来走到起重25吨、高耸30米的大塔吊前，女司机小郭恰巧从塔吊的扶梯下来。周恩来同她握手，关切地问：“塔吊那么高，怎么上去的！一天上下几次？”亲切交谈后，周恩来又走到另一座龙门吊跟前，攀上去俯瞰了整个工地的全景。这次现场会有中央有关部门与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省负责人参加，讨论了三门峡工程1960年汛期拦洪蓄水和以后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根治黄河必须在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大面积地实施全面治理与修建干支流水库同时并举，保卫三门峡水库，发展山丘地区农业生产。他还就控制水土流失问题发表了意见。
1961年10月8日，周恩来第三次来到三门峡。他这次是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先视察了三门峡水工机械厂，接着又视察了三门峡水利枢纽，了解水库蓄水运用的情况。
（三）深入实际，解决困难
周恩来三上三门峡期间，正是中苏关系由热变冷之时。三门峡工程同其它苏联援建的工程一样，受到了卡脖子的威胁。1960年大坝拦洪后，急需安装启闭闸门的350吨门式起重机，合同规定由苏联供货，苏方却有意拖延不供；当时我国尚未生产过这种大型设备。对此，周恩来果断决定我国自己设法制造，并亲自责成有关部门，为三门峡解决困难。太原重型机器厂的广大职工，克服困难，为国争光，设计、制造了两台350吨门式起重机，解决了三门峡工程的燃眉之急。第一台15万千瓦发电机组由苏联供货，水轮机转子根据运输条件由两半铸成，在安装前焊成整体，但苏方把原答应提供的大型水轮机的全部焊接技术资料卡住不给。为解决分瓣水轮机转子的焊接问题，周恩来于1961年7月7日，7月12日，两次同沈鸿、李强、冯仲云等研究具体办法。他亲自在三门峡工程局上报的试验计划上指示，把全国各地具有丰富焊接经验的老工人和专家集中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并让机械部和水利电力部的负责人到现场指挥，通过试验，总结经验。结果在沈鸿同志主持下，在短时间内总结出了一整套我们自己的水涡轮焊接及热处理工艺。1961年10月3日开始焊接。8日，周恩来陪同尼泊尔国王参观三门峡水电站时，仔细观看了水轮机转子，并询问沈鸿焊接会不会出毛病。沈鸿说：“估计不会。”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10月11日胜利地完成了水轮机转子焊接。1962年2月第一台发电机组安装完毕，并进行了试运转。后在三门峡改建中，将其拆除，把它重新安装到了丹江口水电站。
周恩来三上三门峡，在三门峡工地度过了八个日夜。他每次到三门峡都不顾疲劳，深入现场，掌握实情。他勉励工程建设者好好学习政治、文化和技术，为工程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关心水利职工生活，询问伙食情况。一次，一个小伙子一边吃着馍，一边挤到周恩来面前，他随手掰了一块放在嘴里尝尝，乐得大家亲切地笑了起来。当他得知灌浆工人长期在潮湿的廊道内工作，已有一些人患关节炎时，十分关心，当场指示工程局的领导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他回京后不久派来了调查组，又从北京送来医疗设备、药品和保暖防潮劳保用品，安排患者到疗养院治疗休养，工地上为灌浆工人成立了保健食堂。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使三门峡工程建设者受到了巨大的教育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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