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

　　王府井大街上的东堂，始建于1655年，原是顺治皇帝赐给两位外国神父的宅院。二人在空地上建了一座小教堂，由于地震和战乱，曾多次被毁。1904年重建。1980年经修复后重新开堂。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东堂的正立面朝西。其建筑形式为罗马式。粗壮的壁柱，一高两低的穹隆形圆顶，奠定了它浑厚的风格。2000年配合王府井大街扩建工程政府拨款1.3亿元将内外整修一新，拆除院墙，扩建堂前广场，加喷泉地灯，
东堂（王府井大街） 东堂夜景
改建圣若瑟纪念亭。值得一提的是，原有院门因在道路红线内而不得不向里挪了2米。但其建筑风格和色彩与教堂配合得如此丝丝入扣，使不少老北京都以为它是原来的老院门。亭内雕像洁白，入夜灯光绚丽，东堂迎来了它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

　　西堂在西直门内大街南侧，是这四座堂中的小弟弟，始建于1723年，1912年重修。因毗邻的药厂未能迁出，所以在大街上几乎看不出它的模样来。然而室内精美的科林斯柱子及哥特式的尖拱券，使堂内高大雄伟而不失秀丽。

　　东交民巷天主教堂始建于1901年，原是为住在此地的外国人所建，现划归北京教区所有。它的入口也在南面，从外到内都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三个主尖塔和多个尖塔状装饰物上下呼应，相得益彰。

　　朝阳区的平房天主堂始建于1922年，以后曾先后用作灯泡厂、敬老院，1991年复堂，北京教区神学院迁入。1996年加建钟楼，外观干净简洁，室内朴实大方。

　　南岗子天主堂在崇文区花市一个小胡同里，始建于1923年。由于地块所限，它与西堂一样也朝北，一棵硕果累累的柿子树给狭长的小院带来了几分生气。


东交民巷天主堂内景


　　东管头天主堂是市内8个堂里最小的了。它在北京东南面丰台区东管头村。始建年代不详。这里原来是一座普通平房，1991年拆去旧房在原址建一新堂。其风格完全是建筑师灵感的体现，正立面比例匀称，两边上翘做欲飞状，很有性格。
东管头天主堂

　　郊区的9座天主教堂，多建在教友众多的村庄里，建筑面积一二百平方米，虽是农村教堂，但在朴实的基础上尽心修饰，力求具有性格和特色。

　　通州区有3座：龙庄天主堂，牛牧屯天主堂，贾后疃天主堂。

　　龙庄天主堂老堂始建年代不可考，老乡都说："总有一百多年了吧！"1998年新建，为一红砖建筑，矗立在村西，正立面朝南，高高的尖塔直指蓝天，颇为壮观。牛牧屯天主堂1901年建，后被毁，1988年重建。主堂面积158平米，外表红砖，堂内朴素洁白。神父住房窗明几净，客厅宽畅明亮。贾后疃天主堂老堂建于1897年，新堂建于1986年，2000年再度装修，外形类似南堂，三个半圆的拱形屋顶很有特色。
通县龙庄天主堂

　　大兴县有3座：求贤村天主堂，牛房村天主堂，西胡林村天主堂。

　　求贤村天主堂建筑形式很一般，但有个独立的院子。牛房村天主堂老堂约建于二百年前，建筑雄伟壮观，后被拆除，重建于1986年。其主堂几乎紧贴南面的村小学。据村民说，正在与教育局商讨小学搬家事，如可行，则重建的教堂地盘有望扩大。西胡林村天主堂是-座灰砖建筑，一看形式就知道是仿南堂，连院落布局都极相似。入口处第一进院子西侧为圣母山，神父住在绿荫覆盖的西院。东面是主教堂，灰色的墙面，白色的装饰线宁静、和谐，在农村诸教堂中是相当好的一个。

　　门头沟区也有2座：后桑峪村天主堂，曹各庄天主堂。

　　后桑峪村天主堂是北京地区最古老的天主教堂。早在元末元统二年（1334年）就曾建一小教堂。教堂门口狮狗身上刻的"镇宅吉利，怀林德义"可以为证。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教堂扩建。1988年翻建为今日所见之新教堂。高耸的白色塔尖在雄伟的大山烘托之下感人而壮观。依山势修筑的一条曲曲折折的"苦路"，通向半山腰的"圣母山"，形成特有的气势。此教堂是曾为抗日立过功的。曹各庄天主堂规模很小，为1995年新建。
门头沟 后桑峪村天主堂

　　距北京市最远的是延庆县大山沟永宁天主堂，始建于1902年。虽然远在山区，却是极有气魄的一座堂。四个尖塔冲天而起，像是简化了的北堂。院子的大门是中式的，旁门不知为何却是西洋古典式的。据当地人士说，此旁门已有二百年的历史了。

　　为了纪念利玛窦和汤若望、南怀仁这三位外国传教士，在市内西城区车公庄大街6号，立有墓地和纪念碑。1994年将原位于此处的北京天主教陵园迁至美丽的近郊海淀区西北旺。去世的神职人员及教友的骨灰安放在这里，排排绿柳前洁白的圣母像安静地伫立在院中。 在大兴黄庄和海淀后八家村分别新建的"中国神哲学院"和"北京神哲学院"，是培养神职人员的最高学府。其中"北京神哲学院"建筑群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所设计，很有新意。

　　天主教建筑在北京繁多的建筑形式中独树一帜，不但为教友们引以为自豪，也被市民和游客所称颂。

北京的天主教建筑

张克群

　　北京是一个胸襟开阔，脾气和善，古老而又文明的城市。自元朝在此建都至今数百年来，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源自不同地域的宗教，都在这里找到了一片沃土，扎下了根，并保持着繁荣。老北京人于习惯中略带好奇地看着大街上葛衣麻履的和尚、老道，或者白巾黑袍的修女，不时向他们投去一个和善的微笑。而夹杂在四合院中古朴的寺庙，矗立在街道旁边雄伟的教堂，也都早己融入了北京的风景，为这座古城增添着带有异国情调的绚丽。
东交民巷天主堂

　　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元代。据查，门头沟的后桑峪村在1294年就曾来过两个外国传教士，他们不知为什么要跑到老远的那个小山村去传教，1334年，在几间民房里建立了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明末的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传教。接着，日耳曼传教士汤若望于明末天启二年（1622年）来到北京。自此，天主教堂在北京建了起来。目前城内属北京教区的有8座天主教堂：东堂，西堂，南堂，北堂，东交民巷堂，南岗子堂，平房堂，东管头堂。还有9座在郊区。总共是17座。

　　由于天主教源于西方，因此北京的教堂建筑形式皆与西方教堂相似，即以罗马式，哥特式为主。只是朝向按照中国"坐北朝南为尊"的习惯，大多数天主教堂都是正立面朝南（而外国则是坐西朝东的）。其中，哥特式建筑高耸的尖塔和内部挺拔的尖拱券顶所烘托出的向上感，以及刻意追求的悠长的交混回响使神父的声音听起来充满神秘感，因而特别受到教堂建造者的青睐。不少教堂的建筑形式都受到哥特式的影响。 天主教信奉圣母玛利亚。在这十几座教堂外都有为她修建的"圣母山"或"圣母亭"。山是中国园林特有的假山，圣母安立在山洞之中。红柱琉璃瓦顶的中式亭子与洁白的圣母像显得十分和谐。其中永宁堂的"圣母亭"，考虑到圣母像比较高大，特意将柱子拔高了许多，这是很有意思的。
西北旺
北京教友公墓圣母像

　　市内最古老的天主堂是南堂。一般人都叫它宣武门堂。初时利玛窦在此建了一座小教堂，1650年汤若望将其扩建为北京城内第一大教堂。顺治皇帝曾二十四次来此与汤若望促膝谈心。1775年南堂被毁于火灾，后清乾隆皇帝赐银万两重修。1900年再次被焚，1904年重修。它有三层院子，中式的主入口内的第一进院里以圣母山为主，东院为教堂，西跨院是住房。此外还有天文台、藏书楼等。教堂正立面朝南，为巴洛克式，室内则采用了罗马式的手法。三个雄伟而不失细腻的拱门将入口妆点得很有特点。
绿树丛中的南堂
（宣武门堂）

　　北堂原址在中南海湖畔蚕池口（今旧北京图书馆斜对面），1703年开堂。1887年因中南海扩建，将其拆除，后来清政府拨银四十五万两，于西安门内西什库易地而建；1900年整修时加高一层，成为今日所见之庄严秀丽的北堂。北堂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它的四个高高的尖塔，三个尖拱券入口及主跨正中圆形的玫瑰花窗，塑造出端庄而绮丽的立面，在青松翠柏环绕之中越发显得洁白挺拔。堂前左右两侧各有一中式四角攒尖黄色琉璃瓦顶的亭子，亭内是乾隆亲笔题写的石
北堂（西什库堂）外景
碑。一西一中、一高一矮，巧妙搭配，令人叫绝。主入口两侧的圣者雕像是北京各教堂中绝无仅有的。1985年，教堂修缮一新，更加光彩夺目，成为北京最绚丽的教堂。

　

四、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期——“洋风”转复古主义

后期基督教堂（主要是新教教堂）有的仍利用中国旧有房屋忙改设，新建的则多模仿中国传统样式，但是，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在经历了18世纪从中国传统样式转“洋风”的发展期、19世纪的“洋风”的折衷主义影响，表现出中国传统样式的复古主义，并引导了30年代中国复古主义建筑的出现。

义和团运动中，南堂、东堂、西堂被焚，北堂受损。

1900年后北堂修整，钟楼加高。

1902-1904年南堂第四次重建。

1904年东堂第三次重建。

1012年西堂第二次重建。

1901 年，法国神父高司铎在东交民巷建圣米厄尔堂（St. Mechel），后由法国人斩利国扩建。同北京四大教堂相比，该堂规模为小。堂院北部是一座灰砖砌筑的“洋风”二层楼房，面阔七间，供神职人员居住。西部为哥特式圣堂，坐北朝南，南北进深十四间，东西面阔三间。圣堂东侧有十间砖砌平房，为北京传统住宅样式，但门窗均代拱券处理。

东正教“圣尼古拉”教堂于1900年被毁，其后重建，命名为“致使堂”，由教堂、种楼、中外书房、神父住宅及寡妇院组成。致使堂为典型的十字形东正教堂，堂顶上有五个带十字架的拱形堡。

东正教“圣母堂”建于1918 年前后，在安定门外六铺炕，坐西朝东，堂体最宽处约16m，进深约27m.堂内分“圣所”和“致圣所”两部分。圣所中间设宝座，为一米多高的方台，上置圣体、宝匣；东北角有一祭台。圣所两旁设木制圣隔门，供祈祷时出入。圣母堂设有地下室，是停放灵枢的场所。堂西为俄国墓地。

马尾沟荷兰墓地、正福寺法国墓地、六铺炕俄国墓地——是为北京三大外国墓地。

1900年后，荷兰墓地墓碑、墓穴及一切建筑物遭毁，仅索智能、利玛窦、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及徐日升等六人之墓尚未全毁。经修复后，“利玛窦墓已不在其位置上，而是西移至汤若望的茔地上来了。”同时，在墓地内兴建了“致使圣教堂”。

在这一时期，北京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以亚斯立堂（Asbruy Chruch）规模为大。1909年美国美以美会教士刘海澜（Hiram Harrison Lowry，1843-1924）在崇文门内建亚斯立堂。该堂分正、逼两堂，中间以活动木墙相隔，可以推开活动木墙形成一体。正堂堂顶做成高起的八角形，辅以高侧窗采光。

在这一时期，南沟沿救主堂和八面槽救世军中央堂为中国传统模样式的复古主义之典型。

南沟沿救主堂（建于1907 年，又称安立甘Anglican教堂、中华圣公会教堂）是当时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的总堂，由主教史嘉乐（Charles Perry Scott，1847-1927）请人画蓝图、找工匠建筑的。它“是北京最早的中国‘宫殿式’教堂。教堂平面为十字形，中央部分作成交叉的两个硬山建筑，两侧廊做成单坡硬山，比中央部分低。中央部分上部做成侧窗。侧廊中部又各开一个侧门，高度和中央通廊齐，这样屋顶就成了‘？？’字形。在屋顶的两具交叉点上，各设一个八角形亭子，作为钟楼和天窗。教堂入口开在硬山山墙上，作成中国式住宅大门式样，外墙全用青砖，筒瓦顶。建筑内部用木柱，柱上用桁架支持屋顶。平面十字交叉处为祭坛。作为方形木台子，四周用中国高式栏杆，围绕起来，祭台背后是中式带冰纹格子隔扇，主教坛和讲坛都是仿中国红木家具的式样，雕刻中国番草花纹。祭坛顶上的天窗做成八角井，用英国高直式样构件，井上是中国式的重檐八角亭子。”

八面槽救世军中央堂（1922年建成，外国工程师设计、成威廉监造）则基本上搬用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平面为“一”字形，外观多处采用中国传统式处理：上部右端为三层中国塔式钟楼，左端为歇山屋顶；入口则为中国式六廊。

1922年建成的南河沿北京协和礼拜堂（Peking Union Chruch）以1928年计划扩建时，由美国纽约梅里尔一亨布尔一泰勒建筑师事务所（Merrill，Humble & Taylor Architcts）设计，为两栋主要建筑物，中间有联廊，教堂为二层，并设钟楼。但最后只建成其中单层一栋，并大为简化，类似北京的民宅。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基督教本世纪20年代在北京的境遇。

三、19世纪：延续期——“洋风”

随着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新教徒的传教活动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这两个国家。同样地，也由于工业革命给讲英语的世界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和人们旺盛的活力。”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英国伦敦会派遣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华。1830年（清道光十年），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oman，1801-1861）受美国公理会委任抵广州。此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相继进入中国南方口岸城市，卷入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旋涡，并开始扮演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

基督教传教士第四次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分不开的。“1858年和1860年的中法条约使所有基督教徒在华传教的地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新条约为1860年以后传教运动的空前大发展提供了合法前提”。这造成了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在19世纪继续得以发展，进入延续期。此期间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以折衷主义“洋风”为特征。

1860年之前，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屡遭厄运：

嘉庆十二年（1807年）教会遭到清洗。先是东堂被焚，“大堂虽未焚坍，亦令拆毁，饬修士等尽移南堂居住。”嘉庆十六年（1811年）西堂被毁。道光七年，（1827年）借没北堂，“其大堂则令拆毁。”

1860 年10月25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互换，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廷归还救世堂。1864年，“孟主教复欲于旧北堂地基起建主教座位之大堂。有法人布里耶者，晓于工料，画堵为式。”1865年5月1日奠基，1866年1月1日落成。“此堂虽未建于原址，而堂之名称仍……为‘救世堂’。堂之格局乃照圣教第十三世之时样建成。”

法国遣使会教士谭微道（Jean Picrre Armand David，又译“达维德”，1826-1900）是著名博物学家，当时“于北堂创设博物馆一所。”人称“百鸟堂。”

1867年西堂重建。

1880 提开始重建东堂，1884年建成，为罗马式。“大堂计长二十二丈二尺，宽六丈余。高亦如之。堂内明柱计十六楹，每楹俱高五丈有余，径一尺六寸，皆系黑龙江运来之赤松，精坚胜任。堂内望板，皆作穹窿之形，彩绘尽致。堂中之正祭台，俱用意大利亚国拿波里府之五色珉古镌成。台前之短柱，皆以珐琅烧成，璀灿可观。……堂前钟楼三座。正中一座，至地高九丈有余。其正面圆牖框，与它牖各框，及其层檐，与檐下之方柱，皆大理石雕成。堂之全身，皆以上用之城砖砌成。每砖重可五、六十斤。堂前阶除，长阔相等，俱十丈有余。又起洋式大门一座，达于通衢。

1886年慈禧太后大规模修建西苑，将救世堂划入苑中，因此与法公使签订了《迁堂条款》，商定把救世堂迁到西什库。教堂迁到西什库后，人称“西什库教堂”，即为北堂。

北堂于1888 年12月建成，“北堂轮焕崇闳，可为中国第一。堂内之格局，乃照圣教会第十三世时起建大堂之式样而成。堂中明柱三十六楹，柱下础石皆汉白玉所成；柱顶俱镂菘菜叶形，玲珑可观。每柱计高四丈九尺，……柱皆四棱，面宽一尺八寸，皆美国运来之桧。柱之四面俱贴关圆细柱，约宽四、五寸，与大柱共撑穹窿。大柱桧以天蓝之色，细柱则涂以金屑。堂之正身，有双尖洞牖十二，高约三丈，蔽以五色烧花玻璃作坊所制。其正祭台三面单尖洞牖亦有十二，约高一丈五尺。蔽牖玻璃皆烧五色圣像，……大堂后面，建有耶稣苦难小堂，计长五丈有余，与大堂相通，间以玲珑隔扇。”

教堂入口处前部，建造了中国传统样式的月台，设汉白玉石栏杆，并有两座重檐歇山黄琉璃瓦顶的碑亭分立左右，亭内立教堂迁建谕皆碑和满汉文天主堂碑。中国传统样式的碑亭同大堂正面镌刻的耶稣善牧圣象形成强烈对比。

北堂是北京天主教堂中最大的，除教堂外，尚包括主教府、修道院、医院、若瑟院、光华女中、育婴堂以及神甫宿舍等。“这些建筑除教堂外都基本一致，用大开条青砖、板瓦屋顶，带平顶廊子，无须挂檐板。室内用地板，抹灰天花……是初期外国人在中国建造的‘洋房’的近代式样。”

二、18世纪：发展期——中国传统样式转“洋风”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法国耶稣会士张诚、洪若、刘应奏请在皇城西安门内所建小堂基础上另赏隙地建盖大堂。康熙四十二年（1903年）“救世堂”——北堂的前身，在中海西畔蚕池口落成。

南堂在救世堂落成之时（1703年）开始重修，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完成，历时10年。“徐日升与闵明我予以改造，成为欧洲区”。这标志着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开始从中国传统样式向折衷主义“洋风”转化。

由于天主教在西方历史进程中代表了反对宗教改革的力量，利玛窦等所代表的远不是已蔚为主流的西方近代文化，他们东传的“西学”处处以不违背天主教教义为前提，不过是经基督教义陶治过的西洋学术，因而，自龙华民之后，对中国教徒祀孔祭祖的传统都不能容忍，导致了天主教在华陷入困境。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1775年耶稣会在罗马教皇取缔令下解散。自沙勿略1552年来华，在中国传教200年的天主教耶稣会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由于这时天主教以“西学”为传教工具，并帮助封建统治者铸造战炮；而明末和清初的统治者又需要火炮和历法，也还想借各种宗教维护其统治。所以，取缔天主教时紧时松，并不坚决。北京教堂建筑在18世纪仍进入发展期，并以从中国传统样式向折衷主义“洋风”转化为特征。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京师地震，南堂、东堂均被毁。

“康熙六十年（1721年），费隐以葡王斐迪南三世之款第二次重建南堂，利博明修士（Fr. F. Maggi）为建筑师，……此堂系当时欧洲盛行之巴罗克（Barogue）式。全部地基作十字形，长八十尺，宽四十五尺。教堂内部，赖立柱行列，分教堂顶格为三部，各部作穹窿形，若三艘下覆之船身。”

利博明同时为东堂重建进行了设计。

雍正元年（1723年）意大利人德理格（Teodoricus Pedrini，1670-1746）神父于京都西直门内大街南建西堂。

雍正八年（1730 年）京师地震，南、北二天主堂亦被损伤。南堂第三次重建，“堂之为屋圆而穹，如城门洞，而明爽异常。”乾隆四十年（1775年），南堂堂内火发，建筑尽毁，又进行第四次重建。重建后的新南堂“堂制狭以深实，正面向外，而宛若侧面；其顶如中国卷棚式，而覆以瓦；正面止启一门，窗则设于东西两壁之巅。……左右两砖楼夹堂而立，左贮天琴，……右圣母堂。”“其式准西洋为之。……其堂高数仞，凡三层，层层开窗，嵌以明瓦，渐高渐敛如覆舟形，圆而椭。”可知时南堂网络仍为巴洛克式。

至1785 年，北京有四天主堂。“一即北堂，在皇城内，与西安门相近，……二即南堂，在宣武门内，即利玛窦所居之处。后耶稣会士不属法国者，皆居其内。两经火灾，旋即重修如故；三即东堂，乃葡国之耶稣会士所居。此堂虽系西式，而甚卑矮，与北堂无异长仅七丈；四即西堂，乃遣使会士德理格所置，后献与传信德部，以居此部所差之司铎。”

1715 年（康熙五十四年），俄国政府正式委派组成历史上第一个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驻在东江米巷（东交民巷）中由会同馆之“高丽馆”改设的俄罗斯“南馆”。 1727年（雍正五年）开始，这里成为专用的俄罗斯馆，“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盖庙。”1732年，北京传教士团在“南馆”建立了新的永久性教堂 ——“圣玛利亚”教堂（或称“奉献节”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