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律铭的杰作

苏州博物馆新馆是贝大师的封山之作.
本来贝老先生已经退隐,但苏州地方苦苦相求,加之苏州是贝先生的母亲的故乡,是贝先生小时侯成长的地方,故重启宝刀,再度出手.
苏州博物馆新馆在<拙政园>边上,外观上,建筑风格秉承明清江南水乡的园林特色,粉墙黛瓦,馆里却是高科技设备林立.


自著名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2002年初接受中国江苏苏州市政府之邀，承接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伊始,受到社会媒体、建筑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2003年11月5日，苏州博物馆新馆已正式揭幕开工。随着破土尘埃落定，近两年的报道风雨似也淅沥入静。在此期间，作者有幸两度参加专家论证会，得以了解一些情况。今受《世界建筑》杂志社贾东东女士之邀，并征得苏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同意和支持，对苏州博物馆建设的前期情况做一报道，希望以客观的事实及陈述以飨读者。

　　选址的风风雨雨

　　如果说在现代主义大师贝聿铭先生建筑设计生涯中，值得特别关注的诸如法国巴黎卢浮宫扩建工程、美国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馆、美国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中国北京香山饭店等建筑的话，那么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就是选址，正在兴建的苏州博物馆新馆也不例外。

　　在中国古代，城市、聚落、建筑等的选址,多和山川形胜及对未来可能的发展规模估算有关，而如上所述建筑的选址，却均在业已成熟和积淀深厚的城市环境和背景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谈论贝先生的这些作品时,限制和约定、格局和肌理等城市要素十分重要。1970年代末，贝先生建议禁止在紫禁城周围一定范围内建造高层建筑，却接受在城郊建香山饭店，便是出于对历史名城的整体思考[1]。20年后，苏州博物馆新馆不仅选址在历史古城内，而且紧依古典建筑和园林，贝先生则欣然接受挑战，同时认为如果博物馆新址择于苏州新区便了无情趣。这确实耐人寻味。

　　其实，关于苏州博物馆选址工作，从1999年6月开始，长达近3年方花落伊家。其间，苏州市委、市政府等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对：人民路东侧的工人文化宫地块；人民路西侧工人文化宫对面电子市场地块；北寺塔以东、西北街以北地块；潘儒巷以北．临顿路以东地块；园林路以东、潘儒巷以北地块；齐门路以东、东北街以北地块，进行过反复比选，经审慎考虑，最后选定第六地块。它北倚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东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忠王府[2]，南对苏州“文化长廊”[3]起点东北街，西接城市干道齐门路。该选址大胆显赫，又蕴涵深刻。第一，它有利于整治和改善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所处历史街区的环境；第二，利用苏州博物馆老馆忠王府建设新馆，有利于节约投资，又易于新馆老馆相得益彰；第三，由于历史原因，该地区已形成文化核心区域，加建新馆，有助于彰显名城特色，提升古城优势。

　　所以，2002年4月，苏州市政府邀请贝聿铭先生一行考察地形的同时．也邀请了国内部分专家、学者踏勘现场。4月的杏花春雨，没有滴落大家的热情，最后一致认为，在老馆(忠王府)地块以西(即上述第六地块)选址为最佳方案。同时建议：将东北街河南侧至混堂弄北侧一并纳入规划设计，以使博物馆功能有部分延伸，又能使得这一带环境协调。

　　然而，苏州博物馆新址毕竟敏感，还是引起媒体的轩然大波，耸人听闻的消息有“新馆建在拙政园的心脏上”、“废了忠王府，伤了拙政园”、“救救忠王府，救救拙政园”等等，中央电视台也星夜赶至，继而采访，拍摄5天，在了解情况后，有了相当客观的报道，在部分问题上澄清了一些事实。不过，作为建筑历史的有关内容，发生在这块选址上，这里还是有必要谈三个有争议的焦点问题：

　　1、需要拆迁的建筑是否重要?

　　经苏州文博部门调查研究，现址范围内没有文物保护单位。现状建筑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公共建筑平江医院是区级医院，为1970年代建造的障碍性建筑，面积6309m2，因拆迁费用高，政府一直想拆而未拆；第二类：一般住宅，共10427m2，主要为近代和现代所建，建筑质量普遍较差，隐患严重；第三类：有一定价值的古建筑两处，为市属“控制保护建筑”，即张氏义庄和亲仁堂，合计面积2328m2，张氏义庄现由多户居民合住，岌岌可危；亲仁堂现为平江医院车库，功能使用极不合理。

　　2、两处古建筑与拙政园和忠王府有无隶属关系?

　　这其中涉及一个主要人物——清人盐商张履谦。明正德四年(1509年)建拙政园和清咸丰十年(1860年)李秀成建忠王府无可非议，其时忠王府西已建有汪宅[4]，后来忠王府虽又易其主和其名[5]，但位置未变。光绪三年(1877年)张履谦以纹银9500两购得汪宅，光绪五年(1879年)入住并开始建补园。解放后张氏后人将补园和老宅捐献给国家，整修后拙政园花园部分及补园以拙政园名，1960年拙政园、补园、归田园居[6]合三为一成为现在的拙政园，而紧邻忠王府的张宅在1960年建苏州博物馆时，便被利用成为与忠王府转换为同样功能的建筑了。这样就给人们带来疑问：现存张氏义庄和亲仁堂与补园和忠王府有无相干?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拙政园及八旗奉直会馆全图及有关资料[7]可知，拙政园和忠王府的属地与新馆馆址没有关系。

　　3、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周围能否建新建筑?

　　对这个问题，中国的文物保护部门十分敏感。首先，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登录，在中国开展这项工作起步较晚，对联合国认可登录的遗产十分珍视和谨慎，在情理之中。其次，从1964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1COMOS)通过《威尼斯宪章》而成为文物建筑保护政策的参考标准以来，“真实性”对于中国以木构建筑为主的文物建筑保护来说，争论颇多。比较常规的做法即划定保护范围、确定建设控制地带等。但针对城市中文物建筑保护的特殊性，1991年国家文物局在相关规定中已有调整[8]，关键是符合工作规范。另外，在国际范围内，保护宪章和条例也在不断深化和扩展，从总体来说，真实性和整体概括说，时下关于真实性的种种观念，已超出了它的正统含义，与此同时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具有新的历史意识的、分辨出文化特色与个性的、认识文化与时代关联性的评价标准。

　　应该说，在拙政园和忠王府旁建苏州博物馆，十分符合保存一种整体文化的设想。这也正是前面所说贝先生接受委托设计耐人寻味的地方所在。尤其是贝先生设计新博物馆，将有助于表现在文化遗产的美感、历史感、重要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联系上，旧的和新的建立的一种新的联系在意象上有更大的整体效果。正如为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建造纪念工程之一卢浮宫的扩建工程一样，我们有望在2005年在建城已有2500多年的苏州，看到一个嵌合在吴文化整体环境中的苏州博物馆新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