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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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五四运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进行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运动。
　　1917年11月7日，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同时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激发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热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处理战后世界问题，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中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向会议提出三项要求：1、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2、取消日本同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3、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去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种权利。中国人民对和会曾抱有希望和幻想，以为“公理”可以战胜“强权”，中国的要求可能会得到满足。但是，巴黎和会在英、法、美等国操纵下，对前两项要求根本不予讨论，说什么不在和会的讨论范围之内，关于第三项要求，日本态度蛮横，以北京政府在1917年9月曾以换文的形式表示“欣然同意”为理由拒绝归还。和会竟然同意日本的要求，把转让山东权利给日本写入对德和约中。而且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幻想破灭了，“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于是，长久以来蕴藏在人民心里的怒火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5月4日下午，北京的十三所大中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卖国。他们发表宣言，散发传单，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收回青岛”、“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反对巴黎和约，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举行了游行。游行队伍先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抗议，但刚走到西口就被军警阻止不许通过。愤怒的学生于是决定找卖国贼曹汝霖算帐。他们经富贵街、东户部街、东三座门大街跨过御河桥，顺东长安街穿过东单牌楼，经米市大街、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门紧闭，几名学生从临街的窗洞跳进去打开大门，学生一拥而入。曹汝霖躲藏起来，愤怒的学生放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从曹家跑出来的章宗祥。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军阀政府的镇压，当场逮捕学生30多人。第二天，北京全市学生总罢课，表示强烈抗议，并通电全国。第三天，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呼吁全国人民起来斗争。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反动政府的压力下宣布辞职。李大钊等代表教职员，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要求挽留蔡校长，向反动政府当局进行了斗争。7日，天津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同日，济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也举行了游行示威。26日，上海学生举行罢课。与此同时，武汉、长沙、广州等城市的学生也都纷纷起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分别在北京、长沙、天津指导了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学生点燃起的爱国火焰，迅速地燃遍了全国各大、中城市。
　　6月3日以后，爱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无产阶级参加了斗争。上海工人首先起来罢工，接着商人罢市。唐山、长辛店、九江等地工人也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从此，爱国运动突破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爱国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移上海，无产阶级成为运动的主力，显示了伟大的力量。
　　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在广大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强大压力下，6月10日，北洋军阀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国内舆论的压力和旅法华工、学生的包围下，没有出席会议，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政治斗争目标基本上实现了。
　　五四运动是一个广大群众参加的爱国政治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步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革命阵营。十月革命后涌现出的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鼓动者和组织者。数十万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充当了爱国运动的先锋。觉悟了的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无比强大的威力，成为争取这次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这一切表明，五四运动较之辛亥革命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感谢！结束

99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的坚实思想基础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他刚登上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祭天。1913年6月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1914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为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1912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出版《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等。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面对这股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多人则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仇视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该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在此之前，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新青年》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青春》等主要论文，揭露了君主专制的危害。《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这又影响到全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迅、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所有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
　　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公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新青年》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文章。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以后，又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阶级的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这一运动的深入发展，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为迎接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作好了思想准备。
　　这次运动的主要缺点是其领导人没有把运动普及到群众中去，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他们除了一般的政治口号外，没有提出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办法。同时他们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但这个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了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当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的运动，《新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