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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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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共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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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县的古塔,老先生也说是圆的;假使这“古塔”是指城内广济寺的塔说,则其平面是八角的。我自己去摄影并写生过。但是这塔的上部,因为檐层已毁,棱角消失,看来确是不规则的圆锥一个。若称此为圆塔,则几千年后,全中国的塔,无论八角,四角,五角,三角的,都要变成圆塔了。在这里我想责备先生的眼镜也不能了。
至于乐先生对于古建筑年代之鉴别力,即就塔中取一个例,第一条:北魏兴和时建,今之真定临济寺青塔,六方直筒形,狭檐密层。临济宗尚在后,寺名当是后世所改。
在这寥寥数字中,除去可证明先生对建筑年代之无鉴别力外,更暴露两个大弱点,(一)读书不慎,(二)观察不慎;换言之——浮躁。县志卷十五第四页说:
临济寺,北魏兴和二年建,在城东南二里许临济村。唐咸通八年,寺僧义元有道行,圆寂后,建塔葬之,遂移寺建于城内。金大定二十五年,元至正三年重修..”
北魏之寺在城外,今之寺在城内,今寺之非魏寺,固甚明显。且塔之建既在咸通八年,又哪得来魏塔?即使有魏塔,也只应在城外,不应在城内。志既有金元重修的记录,在形制方面看来,其清秀的轮廓,和斗拱之分部,雕饰之配置,命题,和雕法,与其它金代砖塔极相似。我自己详细研究过的,临济寺青塔外(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四卷二期),尚有赵县柏林寺真际禅师塔,也是金大定间建,形制差不多完全相同,其为金建无疑。这还是由学问方面着眼;在常识方面,则塔乃临济宗始祖义元禅师的墓塔;“北魏的义元塔”,直是一部宋版康熙字典,岂止“寺名当在后世所改”哉?至于八角看成六角,独其余事耳。
此外所举多条的塔的年代,我未得逐条去校查,以我所知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已是的确错误的。假使老先生对于建筑的年代稍识之无,就是读书时更忽略一点,也不至有这种的错误。
关于桥的历史,尚没有多少人研究过。但是武断如第二编二十七页所说“唐时巨川,虽无起拱之桥..”一类的话,是须有证据才可说的。鼎鼎大名的赵州大石桥,乃隋匠李春所造。一个单券长四十公尺(约十二丈),正可以证明乐老先生这句话,如同他许多别的话一样,是无所根据,不负责任的。
至于“北海叠翠桥建于辽,卢沟桥建于金,玉带桥建于元”,若就桥初建的年代说,的确不错,但若谓为“古代之桥今可得见者”,则完全错误。北海两桥,不要说明清修改已有详细的记录,单就形制而论,其券面之砌法,券顶兽面之刀法,桥檐的枭混,栏杆之雕刻,无一而非明以后的标准“官式”做法。著中国建筑史的人岂可连这一点的认识都没有?至于鼎鼎大名的卢沟桥,则:
康熙元年,桥圯东西十二丈,重修。..雍正十年重修桥面。乾隆十七年,重修券面,狮柱,石栏。五十年重修桥面东西两陲,加长石道。..
请问经过这种重修之后,“古代之桥,今可得见”的部分,还有多少?
第二编下,是“仿欧人就用途上分类”的:城市,宫殿,明堂,园林,庙寺观,是老先生分的类。这里所谓“欧人”,不知是欧洲的哪一个人?什么是“城市”?城市就是若干“宫殿、明堂,园林,庙寺观”等等合起来而成的。乐老先生说,“世界所谓建筑,皆就一所建筑物而言,然论中国建筑,则有时须合城市论之..”请问这“世界”是谁的世界?“世界”现代的建筑家,和现在的建筑学校,有只“就一所建筑物而言”,而不“合城市而论之”的吗?古代的雅典,罗马,帕尔密拉,斯帕拉陀等等等等;近代大火后之伦敦,巴黎之若干部分,新大陆整个的大都市如华盛顿,纽约,费城,及其他,其他,“皆选定区域,合城市宫室作大规模之计划,而卒依其计划而实现者也。”若要畅谈“世界”,至少也须知晓世界大势,不然则其世界,只是他一个人的世界罢了。
论完世界大势之后,乐老先生将“都城之规制”,自“周之东都”,以至“清人入关,都于北京”,数千年的沿革,一气呵成。宫室制度,亦自周始至清,赓续的叙述,在此书中的确是罕贵的几段“史”。然而自周初至今,三千余年,仅仅二三千字,先生虽自谓为“大略”,不怕读者嫌其“太略”?
苑囿园林一节,未能将历代之苑囿园林,如城市宫室之叙述出来。其中一段只将汉唐以来的苑囿名称罗列,而未能记其历代活动之体相,尤嫌其太略,尚不如“都城”“官室”两节。对于清代园囿建造之年代,老先生也如对于塔的年代一样的不清楚。例如“康熙有畅春园,清华园..”之句,不知乐先生何所据而作此论?近数月来专心研究圆明园史料的刘敦桢先生说,畅春园乃明李伟清华园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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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了,整整十年,我每日所寻觅的中国学者所著的中国建筑史,竟无音信。数月前忽得一部题名《中国建筑史》的专书,乐嘉藻先生新近出版的三册,这无疑的是中国学术界空前的创举。以研究中国建筑为终身志愿的人,等了十年之久,忽然得到这样一部书,那不得像饿虎得了麋鹿一般,狂喜的大嚼。岂知..
我希望我只须客客气气的说声失望,这篇书评也就省了。但是我不能如此简单的办,因为对于专门的著作,尤其是标题如此严重的《中国建筑史》,感到有良心上的责任。
外国人讲我们的东西而没有讲到家的,我们都不应该放松,应该起来辩驳它或纠正它,或是自己卷起袖子来做他们所未能做到的。现在无端来一部如此标题的专著,而由专门眼光看去,连一部专书最低的几个条件都没有做到。在这东西学者众目昭彰之下,我们不能不费些时间来批评他,不然却太损中国人治学的脸面。
最简单的讲来,这部书既称为“‘中国’‘建筑’‘史’”了,那么我们至少要读到他用若干中国各处现存的实物材料,和文籍中记载,专述中国建筑事项循年代次序赓续的活动,标明或分析各地方时代的特征,相当的给我们每时代其他历史背景,如政治,宗教,经济,科学等等所以影响这时代建筑造成其特征的。然后或比较各时代的总成绩,或以现代眼光察其部分结构上演变,论其强弱优劣。然后庶几可名称其实。
乐先生这部书非但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且有几章根本就没有“史”的痕迹,而是他个人对于建筑上各种设计的意见。如第一章后半“庭园”,他并没有叙述由文献或实例上所得知道的古今庭园是若何,却只说老太太爱在院内种葵花,玉米,黄瓜,蚕豆..年青人爱种花,谁有金鱼缸..等等,又说“庭园应以..,宜有..,可以..,须较..”整整三十八页,而在绪论中却再三声明其为“属历史一方面”,这岂非指鹿为马?绪论中同时又说这是“专取一部分研究”,“一部分”是“一部分”,“研究”是“研究”,何能谓之“史”?
更有令人不解的,除去是否“史”的问题外,就是乐先生章节之分配。为什么把屋盖与庭园放在一章?如屋盖是中国建筑之一部分,为什么乐老先生只研究屋盖部分而不研究其他部分如梁,柱,台基,墙,斗拱,门窗装修等等?而庭园,据乐先生自己说,是一种“特别之建筑装饰”(这是什么意思先不讲),又为何与建筑“一部分”——屋盖——同一章呢?
如果庭园是特别之建筑“装饰”,依此原则,则宫苑,民居,官衙,寺观,城市,都成为“特别之建筑装饰”,那么请问建筑之本身又是什么呢?名称与章节既如上述的令人不解,现在我们单取其中几个普通的例,一探书的本质。
第一编第七页论屋盖之曲线,先生说,“清代曲线,应载于“工部工程作法”中,余现手底无是书,故不能举”。请问这是正正经经说的还是当笑话说的?中国四千年遗留下来的古籍中,关于建筑术的专书,只有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两书存在;而研究四十余年,著中国建筑史的人,竟能“手底无是书”,已属奇怪,因此“故不能举”,更属奇怪;这岂是著书立说的人所应有的态度?何不一张白纸,正中间一行楷书,“中国建筑史”,下写“现因手底无参考书,故不能举”,最为简洁了当?
第一编后半关于庭园的历史或与史微有关系的纪录,则有第十页“周制,皋门之内,应门之外,有三槐”一段;有“鉏麑触槐而死”的故事,和其它两三处类似的史料。应门外的三槐,固然是当时的制度。至于赵盾院内有一株槐树,有甚稀奇?何必大惊小怪引为史证?北方的槐树比北平街上的野狗还多;赵宅院内有一株槐树,不要说不足为史证,况且何必要证?证又何益?若连这都要大书特书,则我可以告诉乐先生,晋灵公家里有女人,有厨子,厨子有手,因为“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如此做法,则全部四库全书,都成了建筑史了。
乐先生对于史料之选择及应用是如此。至于他对于中国建筑之构造术之了解,则又何如?再举屋盖为例:他说“..屋盖上之曲线,其初乃原因于技术与材料上之弱点而成之病象,..其后乃将错就错,利用之以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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