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韵,向有十大名曲一说。这十大古代名曲分别为《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据专家考证,这些古代名曲的原始乐谱大都失传,今天流传的不少谱本都是后人伪托之作。
这些乐曲被历代乐师冠以十大古曲名,以历史典故为旁衬,从而借古人之旧事以壮声势。大路于音乐并非行家,虽偶尔聆听古曲,却椟珠难辨,反而对古曲背后的逸事掌故的兴趣更为浓厚。今日且以一篇拙贴,重点在于与众友共话古韵陈事之曲直长短,而不在于交流音乐,还望方家达人多多指正。此处权作小引。
一、被善意无限夸大了的友谊――《高山流水》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人列御寇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无论是“志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一日,伯牙与钟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岩下。伯牙心情郁闷,于是弹奏了一会琴。琴曲起初表现的是雨落山涧的情景,接着模拟山流暴涨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弹奏完毕,钟子期“辄穷其趣”,把曲中意象说的穷极通透。伯牙于是离开琴而叹道:“善哉,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隐藏的了我的音声呢?”于是二人成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并无伯牙因钟子期离世而从此不再鼓琴的内容。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类似的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吕氏春秋》的记述与《列子》的记述大致相当,但交代了结局: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吕氏春秋》虽非信史,但有《列子》记述在前,其内容也并非毫无根据。于是伯牙不复鼓琴一说被当作佳话流传下来。伯牙在当时应该很知名,荀况在《劝学》篇里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虽然语近夸张,但大音乐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无疑问的。
《列子》和《吕氏春秋》之后,西汉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东汉的《风俗通义》、《琴操》、《乐府解题》等等众多古籍纷纷援引。这些作品里,有关伯牙的描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例如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还记载了伯牙向音乐家成连拜师学习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开卷第一篇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篇小说中伯牙成了乐官俞伯牙,钟子期却成了汉阳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来字的典故此时完全变成了人物、地点、情节样样俱全的话本小说。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钟子期这一段千古佳话,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里广为流传,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文化精神在这段佳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明代朱权成的《神奇秘谱》对此做了精当的诠释:“《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蕴涵天地之浩远、山水之灵韵,诚可谓中国古乐主题表现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并没有流传于世,后人无从领略伯牙所弹之曲的绝妙之处。所以,后人虽不断传颂《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对音乐并无切身体会。
因而这个佳话得以流传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与钟子期之间那种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当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断弦绝音。岳飞在《小重山》一词中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是伯牙当时心境的准确反映。伯牙的绝琴明志,一者做为对亡友的纪念,再者为自己的绝学在当世再也无人能洞悉领会而表现出深深的苦闷和无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尔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难以领会其乐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会感到孤独,才会发出知音难觅的感慨。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战国的诸子典籍多次记录转载,是与当时“士文化”的背景分不开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国家观念淡薄,并不忠于所在的诸侯国。这些恃才之士在各国间流动频繁,他们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们希望能遇见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诸侯王公,从而一展胸中所学。这几乎是几千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梦想。然而能达到此目标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一生怀才不遇而汲汲无名,有的或隐身市肆,有的则终老山林。由此可见,《高山流水》在先秦时代就广为流传,是因为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来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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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star2202
沙发
十、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阳春白雪》
2005-05-22 16: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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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star2202
板凳
九、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汉宫秋月》
2005-05-22 16: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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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更多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神奇秘谱》在解题中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阳春白雪的典故来自《楚辞》中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么?为何士民众庶不怎么称誉你啊?宋玉说,有歌者客于楚国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当歌者唱“阳阿薤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当歌者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难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三数人而已。宋玉的结论是,“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唱和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即曲高和寡。
当然宋玉与楚王的这番讨论的目的不是谈论歌曲本身,而是强调雅与俗的巨大差距,并为自己的才德不被世人承认而辩解。宋玉进而说“鸟有凤而鱼有鲲”,自然非凡间俗物可比。宋玉说,“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最后,宋玉引出了自己的结论,即“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宋玉的意思是,但凡世间伟大超凡者,往往特立独行,其思想和行为往往不为普通人所理解。
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中指出,《宋玉答楚王问》中明明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即有客人在郢中唱歌。而不是郢人在唱歌,更不是郢人善唱歌。沈括认为,郢中为楚国旧都,“人物猥盛”,之所以和者寥寥,是由于不知道或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宋玉以此自况,未免有些不讲道理。以郢人不熟悉阳春白雪这样的曲子而指责他们,这不是很荒谬么?沈括还指出,阳春白雪典故中的一些细节后来被错误的解读和传播,例如,善歌者都被称为“郢人”,而原文的意思是郢人不善歌。
阳春白雪这个典故说明了不同的欣赏者之间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欣赏的人就越少。不得不承认,这种差异又和欣赏者的主观趣味有很大关系,有时很难得到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正如西晋葛洪在《广譬》一书中所指出的:“观听殊好,爱憎难同。” 对于听惯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当然无法理解阳春白雪和黄钟大吕的高贵雅致。从这点来说,古今并无太大区别。今人欣赏音乐,大都是“入耳为佳,适心为快。”
“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是不能离开“雪唱”和“俗情”的。任何音乐似乎越通俗,支持者也越众。这和今天票房收入最好的往往是流行歌曲演唱会是一个道理。当然高雅的艺术自有其价值,时代愈久,愈弥足珍贵。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毛 泽 东 试图将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统一起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说,“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统一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在ji左的年代里阳春白雪成了受批判的对象,而下里巴人也成了政治的附庸。
阳春白雪虽然被指高雅艺术,但不少资料对古曲《阳春白雪》解题时时,都称它以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节奏,生动地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向荣,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象。很显然这是在“阳春白雪”四个字的字面上解题了。阳春白雪的典故和琴曲《阳春白雪》年代相隔太远,已无音乐上的关联。
《阳春白雪》曲倒是很有可能与元代的散曲有关。元代杨朝英的《阳春白雪》是一本著名元代散曲集。元曲在曲韵及格律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阳春白雪》中收录的白仁甫的《驻马听》中有这样的句子,“白雪阳春,一曲西风几断肠。”可见元代已有阳春白雪这支曲子。
至于元代令人“几断肠”的《阳春白雪》曲,如何演变为今日轻快流畅的乐曲,已非大路所能参透。言犹未尽,此处且做“留白”,与众友共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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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宫秋月》本是一首琵琶曲,后改编为二胡曲。《汉宫秋月》虽列十大古曲之一,但乐曲的历史并不长。乐曲要表达的主题不是很具体。不少相关文章对此曲解题时都模糊地称,此曲旨在表现古代受压迫宫女幽怨悲愁的情绪。有的文章称,此曲细致地刻画了宫女面对秋夜明月,内心无限惆怅,流露出对爱情的强烈渴望。
《汉宫秋月》很可能与《汉宫秋》有一定的关系。而《汉宫秋》是一出元末杂剧,作者是马致远。《汉宫秋》讲的是王昭君和亲出塞的故事。
汉初时开国元勋多为布衣出身,而后妃、宫女也多出身微贱。基于这一传统,汉朝的宫女与嫔妃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每一位宫女都心存梦想,即有朝一日能获得被皇帝宠幸的机会。然而王昭君在宫中深居数年,却连皇帝的影子都没见过。
葛洪的《京西杂记》中介绍了一则在后世广为流传的故事。宫廷画师毛延寿因向王昭君索贿不成,就在王昭君的画像上点了一颗痣,使王昭君的相貌显得比较普通。由于宫女太多,汉元帝只凭借画师呈上的画像上来选择宫女。这样一来,原本拥有惊人美貌的王昭君就淹没在众多的宫女里了。此为野史,不足为信。
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以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然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从上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王昭君之所以自愿远嫁匈奴,是由于“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与其在宫中过着冷清孤寂的生活,让青春年华年复一年的老去,不如远赴异域。所以听说和亲的机会后,王昭君果断的毛遂自荐。然而,皇宫内的生活虽然孤寂,倒也平静,匈奴所居之地是草原大漠,未来如何,谁也不知。李白有诗云:“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 杜甫显然很同情王昭君,他写下了“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的诗句。而做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却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他认为昭君出塞不是件坏事,写诗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王昭君出塞时,是否充满了悲怨情绪,后人已无法得知。无论如何,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并不轻松的人生选择。虽然这是一次政治婚姻,但王昭君的想法也许并不复杂,并非抱有为“汉匈两族世代团结友好”的目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强行解读了。
后来昭君在匈奴生了两个儿子。呼韩邪单于死后,他的儿子继位,欲娶昭君。父死后,子可娶继母,兄死后,弟可娶其嫂,这本是胡俗,在匈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昭君觉得难以接受,于是上书汉成帝求归,成帝敕令其可以不尊汉习从胡俗,昭君后来只好服从。唐代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却说,昭君誓死不愿改嫁给呼韩邪单于的儿子,于是,“昭君乃吞药而死”。难道历史上的“昭君怨”就是源自这等讹传?
昭君的结局还算圆满。前一段正在热播的《汉武大帝》汉朝和亲送去的宫女倩儿被匈奴烧死。虽然是虚构的情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宫女命运的悲惨。
宫女之怨是个传统话题。汉乐府中有不少关于宫女之怨的题材,如《玉阶怨》,《昭君怨》,《昭君悲》等。后来甚至形成了专门描述后宫的诗体,名为宫词。唐朝张祜的一首五言绝句《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即是描述宫女的佳作,写出宫女积郁难遣的深怨。唐朝诗人王建、五代时后蜀花蕊夫人都曾做过《宫词》百首。
宫女身居深宫,不得自由,日久自然生怨。另一方面,西汉辞赋家邹阳在《狱中上梁王书》中曾感叹:“女无美恶,入宫见妒。”三千嫔妃和宫女,整天想的事情是向皇帝一人争宠,怎能不妒。然《汉宫秋月》中的幽怨并非小家碧玉式的、弱不禁风的闺怨。汉代宫娥身材健硕,能陪皇帝骑马、打猎,宫内活动受到的限制也较后世皇宫为少。因而她们怨则怨矣,本身并不幽闷纤弱。
汉代宫女中也有不怨的。有一个有趣的民间传说,讲汉代有一个宫女名叫元宵,做得一手好汤圆。她每天极为想念家里的父母姊妹。她的诚心感动了皇帝,以后每年正月十五,汉武帝批准家家户户做汤圆,点灯笼,允许娘娘宫女出宫与民同乐。那一天,元宵在自己的灯笼上写着“元宵”两字,带着自己做的汤圆出宫,与家人团圆。
且把遥远年代里的幽怨抛在一边,听《汉宫秋月》,品十五元宵,岂非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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