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形式原教旨主义批判

本文的出发点来自张佳晶的文章   《有教无类》   ，老张在这篇文章里试图讨论一些“设计的起点及形式的边界”问题，但是被杂志要求大范围删减，老张拒绝发表。

老张说，我们当下的学术环境不支持真正的对上批评，因为不敢。

我孑然一身，写这个即无选题约束，也没有发表压力，更不会有客户和领导敲打，所以想接力老张来聊聊“设计的起点及形式的边界”。

什么是标题中的建筑“形式原教旨主义”？在我看来，《有教无类》里引用的在《建筑学报》上一位“前辈”的话就是最好的阐释： “‘构图’就是关于设计整合的知识体系，包含了建筑学本体的核心内容……在建筑学的知识体系中只有‘构图’才是原本的，其他都是外来的……建筑学的底层逻辑的核心是关于‘形式’的研究。”

我最早使用“原教旨主义”来描述建筑学体系的封闭是去年大卫·奇普菲尔德获得普利兹克奖后的那篇评论文章   《杨紫琼和奇普菲尔德：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把一切都搅浑吧》   。 奇普菲 尔德在获奖后，有人用“政治正确”的原因来总结，认为“上次给了个同情社会的黑人，这次总该可以回归建制派老白男了吧”。奇普菲尔德往上，我总能从中文互联网里看到相似的结论：2022年给弗朗西斯·凯雷是为了照顾黑人；2021年给Lacaton&Vassal是表彰他们“所谓的公民建筑”；2020年给伊冯·法雷尔与谢莉·麦克纳马拉是因为她们的女性身份；2013、2014、2013年的阿拉维纳、坂茂、伊东丰雄的获奖是因为他们在人道主义建筑上的“表演”符合“白左”的政治正确；2015年弗雷·奥托、2018年巴克里希纳·多西和2019年矶崎新的获奖更是被人诟病普奖已经成为“终身成就奖”；而2012年王澍的得奖更是因为评委们“狭隘”的地域主义政治正确。

这些对于普奖得主的简单归因背后有一套共同的逻辑，就是 这些建筑师获奖是因为某些“政治正确”的投机取巧，他们并没有在建筑学的本体——也就是“构图”和“形式”上有独特的创造，没有在建筑学的主干上开出绚烂的花朵 ，所以获得建筑领域的最高奖项，名不副实。

万般皆下品，唯有形式高。 这种想法当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形式是建筑学花园里最美丽的花，看得见摸得着，好学又好用，不但可以创造出永恒的传世作品，还能将自己的工作与艺术挂上钩。

我当然不反感形式研究，毕竟我也能从建筑的形式美感中获得满足， 但是以形式和构图作为门槛，阻拦其他其他领域的讨论 ，我是很不忿的。毕竟建筑的形式并不是一门可以定量的科学， 现今对于形式的审美来自建筑史的积累和堆叠，以形式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显然会让建筑学陷入“玄学”的境地。

下面说说我对于“设计的起点和形式的边界”的理解。

设计的起点

设计的起点在哪里，我认为首先要讨论的是“合法性”问题。

这里的合法性不是一栋建筑是否符合建筑法规或者规范—— 是够符合法规是执法部门的事—— 而是建筑存在的必要性 。例如在一个没有足够美术消费能力的地方建一个大规模的美术馆，在一个没有办公需求的地方建办公楼，在一个没有景观资源的地方建设观景台和游客中心等。

为缺乏存在“合法性”的建筑设计一个漂亮的形式，无异于为虎作伥。

拓展阅读：  大同美术馆：这样的建筑本不应该出现  

其次是形式的合法性， 如果是一个建筑学体系里很经典、优秀的形式，却对城市的整体产生巨大的破坏和割裂，那么这个经典、优美的形式的合法性同样存疑 。形式合法性的范围不仅是公共资金投资的公共建筑，商业项目、私人投资同样适用，因为需要讨论形式是否会对环境产生负面的公共影响。

但也常常有人说，建筑师只是一个服务性职业，拿钱办事，哪有那么多的话语权。在我看来，只关心形式的一亩三分地，孤芳自赏， 这种不停往后退的职业态度正是造成建筑师在建筑项目中话语权越来越弱的原因之一 。从“只讨论形式”到“只能讨论形式”，是一种建筑师群体固步自封给自己画的圈。

老张在文章中认为，建筑设计的核心是运算（Operation），计算、算计、逻辑、推导都是运算过程。根据参数复杂程度及算力的不同可以将设计行为分别对应模糊运算、复杂运算、多线程运算等。构图也只是一种单线程运算而已，而形式更加不重要，其重要程度甚至都远低于文本。

我同意老张的看法，而 运算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大家常说的“功能”也是问题之一，以形式为核心显然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有时候甚至会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

形式的边界

讨论形式的边界，需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学科内部，另一部门是建筑实践。

在学科内部，如上文提到的，发表在最权威刊物上“前辈”的论述： “建筑学的底层逻辑的核心是关于‘形式’的研究”...... 建筑学的知识体系中只有‘构图’才是原本的，其他都是外来的 。

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论断，试图用理论的方式给建筑形式研究架构护城河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论断是否说明，除了讨论形式，建筑学的其他研究方向都是“邪门歪道”，都是“不入流”？我认为会给人这种印象，张佳晶的文章被要求删减就是例证。

当然，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我们的建筑史就是一部“形式史”，建筑的发展（尤其是中国传统建筑）被抽象为一条简单的“北方官式建筑形式演进史”， 其他的内容都是为“斗拱的形式”添砖加瓦，北方官式建筑如同中国建筑史这棵大树上的主干，其他的内容都是主干上长出的枝桠。（这与当初中国建筑学者反对的西方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主干的“建筑之树”何其相似）

以形式为主干的研究事实上阻断了其他专业进入建筑学体系的路径， 只能另起炉灶，也让这个建筑学这个学科变得越来越单调和封闭，建筑史变成一个“宗教式的话语体系”。最终只能自食恶果，人类社会现阶段还离不开建筑设计， 但建筑教育与实践越走越远，建筑学变成了孤芳自赏的“玄学”。

学科之外，“学者型建筑师”的部分建筑实践也在事实上加深了公众对于建筑师这一职业的误解。 如部分 把持行业话语权 的前辈 ，不去研究 建筑新的可能性，不去探索未知的领域， 而 整天沉迷于 对 旧有形式的 崇拜 和复制，同时宣布这才是正统——这很难让人对这个职业有信心。

在我看来， 建筑师这一身份在当下的中国是自大与自卑的集合体 ：自大在于认为自己掌握了建筑审美的钥匙，建筑的“美”只有自己和同行能懂，而其他人都是“建筑麻瓜”；自卑在于认识到自己的职业只是一个“服务行业”，自己珍视的形式美在实践中似乎并不重要，大众并不关心，加之行业下行，收入下降，愈发自卑。

我曾经在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的采访里看到这样一段话：“如果用中产阶级的舒适标准来衡量，我们设计的很多房子都不够。但是如果将自己生活方式做一些改变，就可能发现它们很有意思......它有舒适度，但是你直接把原有的生活习惯拿到里面是不行的”。

对于这段话，如果我转换 身份，站在一个对“德高望重的前辈”没有光环的普通人视角， 能感受到的大概只有诧异—— 请问您哪位？ 我怎么生活需要你教吗？你是我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