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复孙 | 淮水安澜胡焕庸

发布于：2023-02-16 15:35:16 来自：水利工程/水土保持 [复制转发]

地理科学家的学术人生就是脚踏泥土、周行人生。自一九二八年八月起，地理科学家胡焕庸教授（1901-1998）在位于南京、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任教二十一年。一九五三年起，又在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三十六年，八十九岁退休，九十八岁高龄辞世。胡焕庸教授是一九三五年提出“瑷珲 - 腾冲”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的著名学者，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

胡焕庸教授的一生中，先后三次来到江苏省苏北淮河地区考察和工作。一九三四年，他在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期间，带领国立中央大学两淮考察团，来到苏北两淮地区考察。一九五○年起的三年，他任政务院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技术委员，对淮河全流域的治理特别是淮河下游苏北灌溉总渠这条淮河入海水道建设和水利人才的培养，贡献了自己的学识、经验和智慧。一九五八年，年近六旬的胡焕庸教授，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组织的长江三角洲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综合调查。本文公布的就是胡焕庸教授三次走进淮河流域的考察和工作记载。

一、淮河对华东三省影响巨大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及湖北五省，全长1,000公里，横贯黄淮海平原南部，并与南北走向的京杭大运河交汇。淮河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地带，与秦岭山脉构成了中国的南北方物候自然分界线，也是中国的主要江河之一，古代曾与长江、黄河、济水齐名，被称为“四渎”。地处中国中东部的淮河流域，是一段介于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之间的狭长地带，其流域1/3在山区，2/3在平原地区。淮河河湖范围是33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30，人口上亿。淮河流域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也是中国经济、文化繁荣发达较早的区域之一，在华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地位十分重要。早年的淮河并非以“害河”出名，海潮可以直达洪泽。十二世纪以后，受到黄河泛滥夺淮的影响，淮河水系遭受到巨大破坏，洪泽湖的湖床也被沙土垫得越来越高成为悬湖。之后黄河改道北去，淮水只能通过苏北平缓的河道入江入海。上世纪初的淮河，从河南经安徽到洪泽湖落差有180米，淮河下游150公里的安徽省皖北地区是地势最低处。江苏境内的苏北平原落差很小，河道弯曲，支流极多，流速缓慢泥沙不断淤积，洪水出路受阻，海拔最低的里下河地区成为江苏主要的自然泄洪区。而淮河的终点洪泽湖，却没有入海口，加之流域水利设施落后，淮河的洪涝灾害，几乎每年都有。历年以来淮河泛滥对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安徽和江苏北部危害极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独立的入海通道，被称为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淮河流域，几已无河不病，抑亦无域不灾流域；苏省位居下流，承集豫皖鲁三省之水，淮河自身既无正常入海之尾闾，而又有沭沂黄运之水，趁袭其后，助纣为虐，两淮人民数百年来历受水君波臣之灾而莫由自拔。”怎样及时排去多余的来水，江苏苏北地区成为关键所在。

图1：淮河流域图（《淮河》胡焕庸著，开明书店出版 . 1952）

江苏境内的淮河流域主要分属淮河下游地区和沂沭泗地区，国立东南大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近代两位水利导师之一的张謇，在民国初期就兼任过全国水利总长主持制定过导淮计划。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起为“导淮”奔走了二十余年。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八日，《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中，关于国家建设方面提出“积极进行导淮治河的工程案”。其要求是：导淮工程之调查测量已有十八年之成绩，现应积极进行导淮治河工程，导淮工程应于民国二十三年底完成。前项工程应努力适用兵工政策，责成导淮委员会切实规划，赶速实行。

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导淮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其任务是：掌管淮河流域测量，改良水道，发展水利及一切筹款、征地、施工事务，淮河流域所辖的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的治淮事业，按照工区设立工程局、处，由导淮委员会直接领导。

导淮委员会由政府特派或简派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常务委员、委员若干组成，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兼任委员长，黄郛为副委员长，陈其采、陈仪、陈辉德、段锡朋、陈立夫为常务委员，从其人员的组成不难看出导淮委员会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一九三二年七月起，国民政府委员兼监查院副院长陈果夫继任副委员长，主持导淮长达十一年，一九三三年十月陈果夫兼任江苏省政府主席。

导淮委员会成立以后，随即着手编制主要包括排洪工程、灌溉工程、航运工程、农田水利工程等内容的《导淮工程计划》。《导淮工程计划》确定了江海分疏原则，淮水“入江”还是“入海”，从工费考虑，上层决定以入江为主，入海为辅，“三分入海，七分入江”。即整治淮河入江入海的水道，使之便于航运、防洪、发电等。这个计划是中国现代水利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流域规划，也是民国时期全国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然而，《导淮工程计划》提出的淮水入海计划是西起洪泽湖，沿废黄河入海，即仅仅在废黄河的高岗之上开出一条小型水道作为淮水入海通道的计划。按照导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四月公布的导淮工程排洪计划，纯以入江为主，“导淮之方，首在入江，……俟来日国库充裕，民生富裕，农田水利，更求发展之时，始再辟入海之道，亦未为晚”。这个排洪水道的设计排洪流量是每秒1,000 – 1,500立方米（设定淮河最大泄洪量为每秒15,000立方米。入江水量定为每秒9,000立方米，则其它水道需要排洪不低于每秒6,000立方米）。随着黄河河床的不断升高，引淮入黄通道越来越小。特别是在废黄河河道上开挖新河，治理效果自然不能如愿，一遇大汛淮水泛滥成灾几成常态。借导淮工程之名，江苏省政府曾经在江苏全省征收了水利附加税和“导淮公债”，创办了农民银行，但是在全部收入中，实际用到导淮工程投入的比例不是很高。

淮河泛滥影响最大的地区是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华东地区。国民政府自导淮委员会成立以来，几乎在每年的工作计划里都有导淮的安排，有些计划也相当具体.，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档案里就有多次的导淮计划和要求。在一份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的档案里，就有一九四四年八月七日的《导淮工程实施计划》。这个计划列出了战后未来十年在导淮治淮方面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也提出不仅要疏浚淮水入黄入江通道，也要对水道、航运灌溉工程进行综合治理，还提到要建设淮水通海等二十一项工程的十年计划。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复员还都南京以后，林平一任导淮委员会改组后的淮河水利工程局局长。但是战后重建国家工作繁重和内战的爆发，大规模导淮工作自然也就停滞了。

图2：《导淮工程计划》（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 . 1931）

二、一九三四年，胡焕庸考察淮河

一九三一年夏，江淮流域洪水泛滥，江、淮、沂、沭、泗洪水并发，其中淮河洪水汇入洪泽湖汹涌而下。淮河入江流路宣泄不畅，在主动掘开里运河东堤‘归海坝’以后，里运河东堤再决口二十六处，从淮阴到扬州，纵横三四百里一片汪洋，鱼游城关，船行树梢。整个里下河地区淹没失收1,330万亩，倒塌房屋213万间，灾民350万人，死亡7.7万人，仅慈善机构在高邮泰山庙附近就捞尸2,000多具。悲惨灾情触目惊心，苏皖各省受灾严重，几年后积水尚未退清。

苏北地区虽非僻远之地，但沿海荒芜，人迹罕至，外界知之甚少。一九三四年，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教授给学生开设了一门《江苏地誌研究》。“对于本省一般情况及重要地理问题，先做一系统陈述，当时并作成各种地图多幅”。七月七日，胡焕庸率国立中央大学两淮考察团到苏北考察淮河水利以及沿海地区废盐改垦情况。考察团除胡焕庸外，另有学生李旭旦、楼桐茂、詹子政、王慕韩等组成，途经镇江、扬州、淮阴、润河集、运河站、东向至连云港，然后由陈家港、阜宁、盐城、东台、泰州，最后由南通经上海回到南京。途中遍访各地水利、城镇、海港、盐场以及各滨海垦殖公司历时一个月行程二十余县，考察的目的是“以水利盐垦为中心，旁及自然人文一切地理现象”。具体而言即考察淮河运河水利，参观连云港，调查淮北盐务以及淮南盐垦。

胡焕庸为团长的两淮考察受到多方支持与关注。中央大学提供了一千元的考察及报告印刷经费，校长罗家伦也积极支持。考察途中受到水利、垦殖、港务和盐业机关公司，以及地方父老和私人亲友的招待，各县政府及区乡镇公所也予以保护。两淮考察团的行程以《中央大学地理系两淮考察记》为名在《中央日报》连载。

胡焕庸师生回到南京后写成《两淮水利盐垦实录》。该书内分纪程、水利、连云港、盐务、垦务五篇合计305页，另附图39幅照片28张，印刷1,000册，由南京钟山书局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两淮流域水、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港口建设和农业发展情况。其中最重要的第二篇（水利）对于两淮的地形、水文、气候以及河湖堤的水利状况均根据事实论述。他比较了各种导淮计划的优劣，以地势、水量事实为依据，批评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亲任委员长的导淮委员会：“三河坝工程，近年非常草率，坝用土造，基础不固无论矣，包商为偷工省料计，水小时非至水流全涸，坝基显露，不肯堵塞，春季水势稍涨，未达存水标准，即自行溃决，因此乃成为应堵不堵，不应启而自启之颠倒行为，与上游无利，与下游有害” 。“数十年来导淮之呼声虽高，实际之工程全无，国家政局不宁，社会民生凋败，导淮费巨，无法筹集，此实导淮工程不能实施之最大原因也”。“导淮委员会成立于民国十八年，及二十年四月，发表导淮工程计划，内容虽以排洪航运灌溉并重，然治水之道，首在除害，害既能除，其利乃见，未有洪水不能排泄，而可有航运灌溉之利者。导淮会对于排洪之计划，主张就现有入江之局，而加以疏浚整理”。“实行导淮，而仅仅以整理入江水道为毕事，则大大不可……，无论如何，不宜取道淤黄，因其地高工费，而效甚微也；至于一不开入海四千之河，二不办入江整理之道，而斤斤于开鑿淤黄，以求取得不可靠之三五百洩量，是乃计之最下乘者！”。

胡焕庸在该书中多处提出，在已经被淤泥抬高成为悬河的淤黄河故道开挖新淮河，无助于终止淮河泛滥。他主张导淮以江海分疏为原则，尽快推进入海工程。淮水入海路线只能够由淮南低地另挖出一条水道选择直接入海之道，并同步主修三河坝以整理淮水入江通道。“或取车邏，或取射阳，或合开一河，或分开数河，总以行于低洼之地，求其畅行入海为是；引淮入海，必使行于低洼之地，不特因其工省险少，同时可以减低全淮水位，因而永免上下游之溃决；能如此则淮域居民，可以永免其鱼之祸，而有更生之机矣。”胡焕庸教授对导淮委员会在治淮方案的分析和批评，引发了当局的恼羞成怒。该书出版之后，在书店零售部分很快就被出售再无剩余，而寄往各地方政府和机构的几乎都没有收到。若干年后才获知这些成书大部分被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下令从邮局和书店搜去私下销毁。

一九三八年日军侵华中，国民政府命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南堤，黄河水全部南流。由涡河、颍河流经淮河转入长江，不仅河南、安徽、苏北惨遭涂炭，全部淮河干支流都被黄河泥沙淤垫阻塞。淮河水系几乎全部报废，形成“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严重局面。淮河流域水利设施落后，淮河的不断洪涝灾害，对中下游地区危害极大。

一九四七年二月胡焕庸从美国考察回到南京后，将一九三四年出版的《两淮水利盐垦实录》其中的主要内容“水利”一节为主，以《两淮水利》的书名改版重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胡焕庸在该版书的序里写道：“淮域水灾，影响数千万人之生命财产，抗战期间，黄河又复夺淮南行，因而灾况益为严重；胜利以来，经两年之努力，黄河虽已重回利津原道，而淮河本身，病态依然；淮水一日不治，即两淮人民一日不能安枕” 。胡焕庸教授第一次考察淮河已经十三年，他没有忘记两淮人民的苦难，没有忘记科学家救国安邦的历史责任，呼吁“政府与人民共同努力耳”。胡焕庸还以他和王慕韩的名义将《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中原由搂桐茂、李旭旦起草的盐务部分、王慕韩和詹子政起草的垦务部分，加以整理，以《两淮盐垦》的书名编著出版。也正是这段考察淮河的经历，为胡焕庸在一九五○年去治淮委员会直接参与治淮工作打下了基础。

图3：二淮考察团车停高家堰上（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 . 1934）

图4：二淮考察团合摄与洪泽湖大提之南终点（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 . 1934）

图5：《两淮水利盐垦实录》（胡焕庸著，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题写书名，钟山书局出版 . 1934）

图6：《两淮水利》（胡焕庸编著，正中书局出版 . 1947）

三、一九五○年，胡焕庸加入治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内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

一九四九年夏，淮河中下游大面积降雨，加上当年长江大水，苏北沿海又遭台风袭击，淮河下游受江水倒灌顶托影响，淮河流域出现严重的洪涝灾害。皖北行署的六个专区受灾面积达30.68万亩，苏北行署的淮阴专区受灾面积达30万亩，盐城专区受灾面积达10.66万亩；山东省鲁中南地区受灾面积达3.6万亩；淮河流域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都成为重灾区。

在苏北，淮阴地区被淹农田927万亩，淹倒房屋25万间，2万平方公里的淮阴大地几乎是一片赤地，万户萧疏。其中兴化地区两个月内降下了全年的一半雨量，境内一片汪洋，水位接近3米持续半年居高不下。秋粮几乎绝收，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数以百万计的灾民举家外出逃荒要饭。

一九五○年六月，特大暴雨又连续袭击淮河中上游地区，淮河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涝。由于淮河各支流的普遍淤塞，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几十个县1,300万人受灾，“淮河平原几成大湖几百里汪洋遍地嚎哭其状凄惨至极被淹田亩超过4,000万亩，”近四百万的灾民外出逃荒。淮河洪水的不断泛滥，对淮河流域三省的社会生活影响极大，也给刚成立不久的新政府带来极大的压力。八月十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东军政委员会上报中央《关于治淮问题的意见请示》，首次提出要成立治淮委员会：“即速筹治淮委员会，统筹指挥豫、皖、苏三省淮河工程。”中央政府痛感淮河水患对河南、江苏、安徽三省的巨大影响，决定尽快成立新的治淮机构，连续三年每年拿出当年水利经费的50%以上专项用于治淮。中央政府政务院和华东水利部领导都看过胡焕庸教授在十六年前写的两淮水利考察报告，对书中各种导淮方案的评议部分和提出治理淮河“宜疏不宜堵”，必须开挖专用入海水道的论述印象深刻。此时的胡焕庸，已经结束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的“学习”审查，正在等待政务院的工作安排。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汪胡桢、钱正英邀请推荐，政务院批准，将胡焕庸调动到政务院直属机构治淮委员会工作。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胡焕庸参加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的全国治淮工作会议。政务院水利部，华东、中南水利部，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河南省人民政府、皖北行署、苏北行署三省区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和水利专家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会议。会议着手制定了治理淮河的总体计划，指导思想从导淮转为治淮。采纳了“淮河上游山区修水库蓄洪，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开辟入海水道”（简称为蓄泄兼筹）的正确方针治理淮河。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政务院要把导淮工程和抗美援朝置于同样高度，批示“需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需以此为中心”。会议还制定了治淮工程的步骤，决定一九五○年十二月以前以勘测工作为重心，上游和下游以查勘蓄洪工程和入海水道为重点，同时进行放宽堤距、疏浚、涵闸等勘测工作。中游地区在整个计划内，选择对上、下游关系较小的部分工程，结合以工代赈于十月下旬先行开工，并进一步拟定了一九五一年度的应办工程。十月五日，治淮工程的第一项主要工程佛子岭大型水库开工，先后开工的治淮工地有百余处。十月十四日，政务院发布了最终形成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十一月六日，在原淮河水利工程局基础上组建的治淮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兼任治淮委员会主任。淮委直属政务院领导设立在安徽省蚌埠市，分设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苏北治淮工程指挥部设在江苏淮安，治淮委员会副主任、苏北行署主任惠浴宇兼任总指挥。

淮委专门为胡焕庸设立了技术委员会任命他为技术委员。胡焕庸不负众望，带领淮委工程部的技术人员经过实地考察报请政务院批准，对在淮河上游山区多建山区水库，疏通旧有河道同时开发新河，在淮水的重要地段洪泽湖建设控制水量的三河闸等调水设施，疏浚河南、安徽和江苏的众多淮河中下游河道，修建堤防和二十多处水利设施将部分淮水引入长江入海，同时在苏北新开挖专用入海水道分引部分淮水直接入海的治淮路线提出诸多工作意见。胡焕庸以极大的工作热情领导了这条被命名为“苏北灌溉总渠”的淮河专用入海新水道的勘测定线工作，实现了自己早年提出的开挖新的淮水入海通道，彻底解决淮水泛滥的治淮重要一步。按照苏北灌溉总渠的设计，该工程是江苏境内主要的治淮工程之一，具有行洪、排涝、引水、灌溉、航运、发电等多项功能。当地政府先后两次动员了苏北行署的盐城、泰州和淮阴三个专区十八个县119万人次民工，各县都由县委书记或县长带队担任总队长或副总队长。以工代赈，用原始的铁锹、扁担和手推车为主要工具，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开工建设。经过一冬一春两季的艰苦奋斗，仅施工82个晴天。至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条宽140米、长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如巨龙般横亘于苏北平原的大地上。同期在渠首兴建的洪泽湖控制工程 — 泄洪量为每秒1,000立方米的高良涧进水闸、在淮安城南大运河东侧兴建的灌溉总渠第三级控制工程 — 泄洪量为每秒850立方米的运东分水闸等配套工程也于七月全面竣工。

这条仅用七个月的时间就挖出的168公里的人工河道，从洪泽湖东岸西起高良涧，经淮安县、洪泽县、盐城县、阜宁县、射阳县、滨海县，东至扁担港入黄海，沿线建有高良涧进水闸、运东闸、阜宁腰闸，总渠地涵、六垛南闸五级枢纽。横贯苏北的苏北灌溉总渠，水面开阔，波平如镜，看起来更像是一条河而不是一条水渠。这条横穿苏北直指黄海，全长168公里共挖土7,320万立方米，河底宽60 - 80米，堤顶宽8米，堤顶超高1.5 - 2米，以灌溉为主结合排洪的人工河道，既可以灌溉里下河和渠北地区数十万顷农田，又使汛期危害流域三省近千年的淮河，终于有了自己专属的入海通道。当时的治淮工程是一九四九年新政府成立后的第一项国家重点工程，政府在江苏和安徽连续三年每年都动员250万名农工治淮。在历时一年多完成的治淮一期和二期工程基础上，经过淮委多年的组织和不懈治理，极大地提高了淮河沿线的防洪泄洪能力。

苏北灌溉总渠的建设，改变了苏北地区的自然面貌。这一大型工程的成效，主要体现在：苏北灌溉总渠可以分泄洪水700秒立方米，其排涝功能显而易见；由洪泽湖潴蓄水源，充分利用淮河水随溉苏北地区，其灌概功能更为名副其实；高良涧船闸、淮安节制闸和淮安船闸，可以调节里运河水量，由此苏北多了一条东西向的航道，其航运功能史无前例。这些治淮成就的取得，不仅终结了苏北常年受灾的历史，保证了洪泽湖大堤的安全，奠定了苏北地区农业丰产的稳固基础，也沟通了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地区的航运，保证与发展了废黄河以南、运河以东和里下河地区的农田灌溉。淮水入海，大河安澜。从十九世纪中叶淮河彻底失去入海通道，到二十世纪中苏北灌溉总渠、淮沭新河、废黄河相继开通疏浚，淮水入海的障碍被一一扫除。淮河从此结束了近千年来没有入海通道的历史，两岸人民终于告别了淮河洪涝频发农田绝收的苦难过去。

在淮委工作期间，胡焕庸委员还负责了治淮委员会治淮工程陈列馆的筹建和设计，国内外来宾参观治淮工程的第一站，就是先参观这个陈列馆，了解中国治理淮河的梗概。

图7：修建苏北灌溉总渠，类似挑河场景在苏北到处可见（图片资料库 . 1951. ）

图8：淮河流域最大的水闸三河闸建成（《江苏省志*水利志2001版 . 1953）

图9：苏北灌溉总渠工程具有行洪、排涝、引水、灌溉、航运、发电等多项功能（图片资料库）

图10：苏北灌溉总平面图，此图清晰标注了苏北灌溉总渠、洪泽湖、高良涧、里运河、废黄河、淮安等地点的相关位置（苏北治淮总指挥部，江苏省档案馆馆藏 . 1952）

胡焕庸在一九五○年八月调动到政务院治淮委员会工作，在担任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的同时还担任了资料室主任。他在治淮委员会工作时，收购淮河流域各县县志约250部，编制了《淮河水道志》用于工作内部参考。他还结合自己参与水利工作的经历和历史资料，出版诸如《祖国的水利》、《淮河》等科普读物。一九五一年九月，开明书店出版的青年丛书中，有胡焕庸委员写就的《祖国的水利》一书。书中回顾了中国几千年来水利事业历史中主要的创造和成就，也提到了流传已久的俗语“黄河百害，惟富一套”。此书出版后不久，《地理知识》杂志刊登了河南省师范专科学校赵根科读者的一篇文章：评《祖国的水利》，文中批评胡焕庸“散布了不少错误论点”。对书中叙述黄河泛滥改道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黄河上游黄土高原泥沙被冲蚀沉积形成，批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对书中客观描述历史上治水经历批评是“客观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与此同时《光明日报》也刊登了王瀛洲读者的批评文章。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昔日政治运动中司空见惯无限上纲大批判式的奇谈怪论也许不值一驳，但是在当时政治需要决定一切的氛围中，胡焕庸立即在《光明日报》和《地理知识》上登报检讨。即便对读者批评自己交稿以后才完成的工程，指责书中原先没有写到，也承认“这也是我的错误”。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份开始的第一次“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胡焕庸没有直接参加所有高等学校教职人员都必须参加的滚水“洗澡”人人“过关”。但是面对读者的批评，胡焕庸积极检查，比读者的批评更加高调地登报多次检讨自己。此时的胡焕庸，再也不是国立大学的知名教授和学科泰斗。他知道无需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让时间来证明一切是唯一正确的。

一九五二年五月，苏北灌溉总渠工程完成，淮河全流域治理和工程也陆续进入施工和扫尾阶段。为了培养治理淮河需要的各类技术人才，治淮委员会决定筹办“淮河水利专科学校”，正规培养水利技术干部，地点就选在安徽省怀远县东南医学院旧址上。此时胡焕庸委员在治淮委员会的技术规划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治淮委员会委派胡焕庸担任了建校筹备处主任，承担起全部的建校工作。暑期建校完成后，新学年学校正式开学。该学校学生有三部分：一部分是原先在合肥的皖北水利学校合并进来的70余人；第二部分是选拔培训的军人近300人；第三部分是民工近200人。专科学生学制三年，军人培训三至六个月，民工短训一个月长的三个月。在学校领导方面，淮委任命了工程部第二副部长张太冲为兼任校长，胡焕庸委员亲任教务长并且兼任水利工程专修科主任。随着不久后国家“大学院系调整”的开展，该校的水利工程专修科学生，合并到新成立的南京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学校更名为“淮河水利学校”，胡焕庸在该学校继续工作了一年。一九五三年八月，华东军政委员会高等教育部将他调动到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工作。

二○一○年，我亲往已经迁到合肥现在更名为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访问。这个学校经过多年来的建设，跃居大学专科层次职业学院的前列。他们的领导告诉我：我们为有这样一位著名的老领导感到非常自豪。

二○二一年四月，为了纪念胡焕庸教授在“淮河水利专科学校”的筹建和开办过程中的贡献，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在开展书院制教育管理改革试点工作中，以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市政与交通工程学院学生宿舍为生活社区，打造集学生思想教育、师生交流、文化活动、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焕庸书院”，覆盖到学生数千人。

图11：淮河流域示意图（图片资料库）

图12：焕庸书院（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 2021）

四、一九五八年，胡焕庸再走淮河

胡焕庸教授第三次走到淮河，是“大跃进”运动高潮中的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一九五八年的中国，正处在政治运动的高潮之中。五月，中共中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毛泽东主席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多数大学师生响应号召提出应开放办学，教学和科研应面向生产建设的实际需要。“运动”的高潮里，高等学校也受到社会影响参与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就是那个时期教育方针吗，也是耳熟能详的政治口号。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起，受国务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委托和上海市河道工程局、江苏省农林局以及浙江省农业部门的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大部分青年教师和二、三年级学生330人，历时两个多月，赴长江三角洲五万平方公里地区，开展了前所未有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综合调查。调查的内容除全面收集资料外，对重点地区加以深坑和浅钻用以分析，对于三角洲地区的地貌特征进行全面摸底。

华东师范大学的这次大规模调查，由地理系的刘树人老师担任自然地理调查大队的大队长，杨万钟老师担任经济地理调查大队的大队长。在自然地理调查方面，学校要求在一个半月的实地调查期间，师生们要到当地的农业、水利主管部门收集气象、水文、地貌等历史资料，访问水利、航道、港务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当地船工农民，了解江岸河槽的历史变迁，开展水文检测，挖坑打钻。

时年58岁的胡焕庸教授是地理系最年长的教师，考虑到他的年龄系里没有要求他参与这次大规模考察。但是胡焕庸教授向系里主动提出，要求参加自然地理调查大队南通扬州队，参加扬州、泰州、兴化等苏北里下河地区的考察。经学校批准，胡焕庸拎着一个装着日常生活用品的小包和一把雨伞，参加到地理系二年级学生班长应定华带队的由十多名学生组成的小队。

江苏苏北里下河地区，位于江苏省中部，属于沿海江滩湖洼平原的一部分。西至里运河，北至苏北灌溉总渠，东至串场河，南至新通杨运河，海拔仅有数米自东南向西北缓缓倾斜。全区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湖荡相连。胡焕庸教授在一九三四年考察淮河后发表的《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中写到：里下河之形势，四周皆高，而中央独低，运河以西，地面均高于下河。下河普通地高约在三四公尺之间，最低不过两公尺余，高宝湖底平均约三四公尺，洪泽湖底平均高十公尺，故水流东下，有高屋建瓴之势。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特别是开辟了苏北灌溉总渠，整修了洪泽湖、运河大堤和海堤。由于地势低洼，历年淮河泛滥汪洋一片的苏北里下河地区，水情得到了有效的疏导和控制。

二○二二年已经84岁高龄的华东师范大学应定华教授，是胡焕庸参加调查的自然地理调查大队南通扬州队小队队长，也是一九六一年胡焕庸招收的各州自然地理研究生。应老师饱含深情的回忆：当时的苏北淮南地区，受到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影响，经济发展相当落后，生活物资也非常贫乏。交通布局更是稀疏，许多地段不通汽车。华东师大同学们的考察，没有请当地全程陪同，师生主要依靠地图和询问当地农民辨别方向，在农村地区的交通则以步行为主。一九三四年胡焕庸教授带领的国立中央大学两淮考察团，携带有公文要求各地政府给予支持。行程中各地政府和遍布的学生闻之，无论是生活照顾还是交通安排，都尽可能给予了良好的接待和配合。一九五八年的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全国各地都在政治运动高潮，学校也一再强调要在各方面展现战天斗地的艰苦奋斗精神。当时的苏北农村以手工作业为主，经济发展相当落后，此行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交通方面都相当艰苦。同学们虽然已经尽量照顾到胡焕庸教授的体能及时休息，但是年近花甲的胡焕庸也和这些二十来岁的大学生一起，以步行为主完成了考察线路。在步行前往兴化县城的当天，到达兴化已经很晚了。虽然当地政府凑巧还留有他人未用的晚餐，但是胡焕庸教授毕竟年近六旬非常疲劳，更习惯于早睡早起，简单洗漱后连晚饭也没有吃就休息了。

江苏省里下河地区地势低洼，而兴化地区又是里下河地区的“锅底洼”。“故有釜底子称，大水时为众流所集，地面积水，最深可达五六公尺，故每届下河水灾，受灾之重，以兴化为最” 。兴化中西部地区地势更低洼水多地少，湖荡纵横，历来饱受洪涝侵害，部分农田不得不以垛田的方式维持种植，历史悠久。北宋年间，范仲淹任兴化知县，在“常丰堰”的基础上筑成“范公堤”，有效地挡住了海水西灌。人们在沼泽和浅水地区以木桩、木架塞入水草泥土作基础，再以河泥层层垒积成片的岛状。人们除沿湖围湖造田外，还在湖中开辟垛田。即在较浅的湖荡河沟间罱泥扒苲，一年几次往垛上浇泥浆、堆泥渣。如此反复劳作，垛渐渐长高，形成垛田。垛田浮在水上，大的两三亩，小的有几分几厘。垛田田间均以小河间隔，没有路也没有桥，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小船。垒土成垛，渐而形成一块块面积不大、形态各异、大小不等的垛田。万岛耸立，千河纵横，可谓奇观。垛田是一种高田，同时也是一种旱田，因此无法生长水稻，瓜果蔬菜和油菜就是垛田的主要物产。独特的地理风貌，让现代化耕作方式在这里无法实现。所以，垛田仍保留古老的农耕方式，使用罱泥、扒渣、搅水草等获取自然肥料，形成了兴化乃至于里下河地区别具一格的垛田农耕体系。据档案记载，一九四九年兴化全境垛田面积近50,000亩，二○二二年兴化市政府统计的垛田有60,000亩。

图13：江苏省兴化地区垛田（兴化发布 . 2022）

图14：江苏省兴化地区垛田奇观（图片资料库）

胡焕庸教授之所以要求到地势低洼的里下河地区实地考察，就是想亲眼看一看他两次考察淮河，特别是八年前他亲自带队勘测定线建设的苏北灌溉总渠建成以后，苏北里下河地区的变化，再看一看魂牵梦绕的两淮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变。胡焕庸教授参加的这个小队，都是华东师大地理系刚进入二年级的学生，胡焕庸还没有给他们上过课互相不认识。沉默寡言的胡焕庸教授除了向沿途农民详细询问农作和水利建设等情况外，和学生很少交谈。他不仅没有告诉学生们他早就两次走过淮河，也没有对自己在淮河治理中的重大贡献吐露一句，更没有联系当地的淮河管理机构要求给予便利。他提出的唯一要求仅仅就是在水网密布的兴化地区垛田，希望能够找一条小船，多走一走看一看兴化地区独有的垛田地貌。胡焕庸第三次考察淮河时间不长前后十余天，看完他希望看到的里下河流域现状，看到历经二十多年多方面的有效治理后，淮河流域以往的几乎年年泛滥成灾已经改变，但是苏北当地农民生活依然艰难困苦。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两度考察和工作，并且以自己的贡献大大改善了苏北淮水泛滥历史的淮域大地。

胡焕庸教授的前两次走到淮河，无论是考察还是实际加入治理淮河的伟大事业，都给我们留下了诸如《两淮水利盐垦实录》、《淮河的改造》、《祖国的水利》、《淮河水道志》等著述，这些著作至今依然是我们研究淮河研究中国水利史的重要参考。唯独一九五八年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到淮河，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表达他的见闻和感受。在我们此后的四十年和胡焕庸教授本人的交往中，他也没有提到过。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还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简称反右）”的高潮，他的学生、一九四三年接替他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李旭旦教授和许多他熟悉的同事、学生已经被划为“右派”，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科研和生活，人文地理学也一再受到了批判。运动中胡焕庸同样饱受批判冲击，他本人也刚刚结束政治审查恢复工作。胡焕庸教授调到华东师大任教才五年，已经经历了好几场的政治运动。他知道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学者可以“指点江山”的时代了，谨言慎行是高级知识分子唯一可行的选择。

这些年，我从多种资料以及和华东师范大学的交流中了解到胡焕庸教授三次走进淮河流域的历史。二○二一年五月，经江苏省水利厅帮助联系，我亲往淮安实际参观、考察苏北灌溉总渠和邻近的其它水利设施。江苏省灌溉总渠管理处安排了专家陪同我介绍情况，走过了自淮河下游西起洪泽湖和高良涧，经洪泽、淮安、阜宁、射阳、东至滨海扁担港的168公里总渠全程，也走近到二○○三年新建的，和苏北灌溉总渠几乎并列平行的淮河入海水道。在淮安，我登上“淮河入海水道大运河立交”的安澜高塔，亲眼看到在浩瀚的宇宙和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多么的渺小。与此同时，我更感受到治淮工程的成功实施，对于苏、皖、豫三省2亿5,000万人民414,000平方公里土地无与伦比的历史性贡献，感叹胡焕庸那一代水利建设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功勋，是顺应自然改造社会的成就。而不是“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一类的狂想发功，更不是千百年来定身于洪泽湖大堤的“镇水铁牛”开眼显灵。胡焕庸委员等治水前辈亲自设计指导的“苏北灌溉总渠”和数十处大型水利设施的建成，彻底改变了千年以来黄河、淮河并患苏北的局面，从根本上实现了变“水害”为“水利”的可能。迈步在“总渠”大堤，扑面而来的都是苏北农间的满满土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只有经历过“几百里汪洋遍地嚎哭其状凄惨至极”两淮人民，才能深深感受到今天的生活是如何的来之不易。在我和苏北当地同学、朋友、干部的交流中，他们都不约而同的一扫对家乡早年洪水的恐惧，和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总渠”建成后，淮域水情开始得到控制当地居民安居乐业的愉悦，感谢早年许许多多知名和不知名建设者的牺牲和奉献。我相信，尽管胡焕庸教授没有看到苏北淮河流域社会面貌今非昔比的天翻地覆，但是他和那一代建设者对淮河治理的贡献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