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本文引用信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内涵与本质要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跃升。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是正确处 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指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命题，明确作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断，深刻认识到人的生命孕育于自然，又依赖于自然，人与自然是紧密互利、不可分割、共生共荣的统一整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说法，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为现代化的驱动力，以现代化作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准则，深化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对人与自然关系作出了更加深刻的阐释，提出“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强调以自然的发展实现自身的发展，以自身的发展促进自然的发展，深刻认识到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独立生存，保护好自然就是保护好人类自身，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科学把握、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内涵，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精髓，是党和国家的创新性战略举措，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根本目的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资源资产全面协同增长，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态资源资产的双富裕，彰显了对生态文明价值的追求和实现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之一，体现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蕴含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体现了党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担当。可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高度统一，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态根基，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要求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 一部处理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系统有两类，一类是人类的经济生产系统，另一类是生产生态产品的自然生态系统（图 1）。由于经济外部性，过去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没有被纳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人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就会忽视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这种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但如果采取过分严格又不合理的环境规章制度，则会限制经济的发展。为了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需要将经济生产和自然生态两类系统统一起来，把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要素融入经济生产系统，建立自然环境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动态平衡。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论基石，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思想上的重大变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两山”理念的重大举措，是将各类生态资源所蕴含的内在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过程，旨在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态资源资产的双富裕，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连接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桥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产品就 是绿水青山在市场中的产品形式。生态产品所具有的价值就是绿水青山的价值。保护绿水青山就是提高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我国用“生态产品”代替学术领域中常用的“生态系统服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用词问题，而是党和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重大创新性措施。“产品”一词是指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物品，其目的是通过交换转变成为商品，作为商品提供给市场、被人们使用和消费。因此，生态产品可以被理解为生态系统生物生产和人类社会生产共同作用提供给人类社会使用和消费的终端产品或服务（图 2），是一切良好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多样福祉惠益的统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是要把生态环境转化为可交换消费的生态产品，使生态产品转化为生产力要素并融入市场经济体系，让市场手段在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用搞活经济的方式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用发展经济的方式建立起“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互转化的长效机制，从而解决生态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架起由绿水青山通往金山银山的桥梁。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用发展经济的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就是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促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双向转化，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爬坡迈坎”，助推经济发展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曲线）的过程（图 3）。

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如果无法充分认识到生态资源是经济发展的优质资源，就会守着绿水青山， 却陷入经济贫困，成为“绿色贫困区”。但是通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可将生态环境由单纯的生产原料、劳动对象转变成重要生产力要素，并充分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推动生态产业化，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文旅等产业，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变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

对于以传统产业为主、经济发展粗放的地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常呈现拮抗发展的状 态。但如果通过产业生态化路径，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准公共性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交易，倒逼传统产业通过清洁生产、循环利用、降耗减排等途径进行转型升级，减少对生态产品的占用和损耗，就可从反方向扩大生态产品的供给，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而对于一些经济发达但污染严重的“金色污染”地区，可以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依靠科技创新优化调整产业布局，着力发展文化创意、知识产权等产业，让智慧创造成为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源泉，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综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两条路径，建立起保护成效转变为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反哺环境保护的双向路径，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面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做好自然资源产权改革

自然资源领域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战场。 自然资源是生态产品的生产载体，生态产品是自然 资源的结晶产物。自然资源是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存量，生态产品则是由自然资源与人类劳动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流量。自然资源为生态产品的生产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和空间保障，为生态产品交换和利益分配提供产权依据，也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制度基础。自然资源管理贯穿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全过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必须做好自然资源产权改革的大文章，健全完善自然资源领域管理制度，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制度保障。综上，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建立政府购买生态产品制度。 探索将原有的政府补贴式、被动式的生态保护补偿转变为生态产品 购买，建立起政府主导的、以生态产品产出能力为基础的差异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一是依据森林、草地、湿地等典型自然资源要素的生态产品产出能力，研究构建典型生态产品分等定级体系及定级标准，为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分配提供依据。二是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公共服务需求，建立体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要素质量差异的生态产品分级价格体系，使自然资源权益人、代理人的补偿性收入与资源要素质量挂钩，充分调动相关方主动开展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探索建立资源产权流转制度。 依托具有明确产权的自然资源，通过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 益权等产权流转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增值。一是探索生态产品价值通过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资源产权流转方式，对碎片化的自然资源经营权和使用权进行集中收储和规模化的整合优化，转化形成权属清晰、可交易的优质连片自然资源资产，使以土地为核心的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经济生产活动实现价值增值。二是探索以经营权和收益权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的机制，巩固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动生态修复成本内部化，探索附带生态修复成本或生态保护修复条件的供地等土地资产配置方式，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显化外溢。

建立资源总量配额交易制度。 鼓励设定自然资源区域总量控制目标要求，不能满足资源总量要求 的区域与资源丰富区域的政府之间通过协商机制让渡资源配额指标。一是探索将森林、草地、湿地等自然资源总量纳入纵向财政奖补指标体系，激励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制度。二是研究制定森林覆盖率、湿地率、自然岸线率、基本农田率等约束性指标考核办法，鼓励以省市为单位制定自然资源要素总量控制目标，构建基于数量、质量等各种要素之间的换算方法，构建基于要素的交易价格体系，并搭建自然资源总量配额交易平台，实现区域自然资源有效配置。

建立资源开发配额交易制度。 借鉴推广“地票”交易制度，探索自然资源开发占用者购买资源指标的交易模式，建立市场交易机制将可流转的额度作为自然资源开发配额。一是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探索基于森林、草地、湿地等的占用补偿机制，占用主体通过市场化购买或自主营造等方式，补偿与所占用森林、草地、湿地相等的生态当量，实行自然资源占补平衡，鼓励开展指标交易。二是探索基于生态券的开发配额交易机制，研究制订生态券核发和交易办法，探索通过票据化手段将生态产品生产与生态修复、国土绿化等工程手段联系起来，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探索建立区域协同发展制度。 探索生态产品受益区域与供给区域之间通过经济、社会、科技或人 才等方面的合作实现生态产品价值。一是探索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体系建设，形成龙头企业、配套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第三方平台、金融机构等协同联动、竞合共生的生态发展格局，共同推进产业协同发展。二是鼓励依托清新空气、干净水源等生产消费关系明确的生态产品，通过共建园区、“飞地”经济等形式建立区域协同机制，推动资源、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以国内生产总值、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形式加以实现，以生态产品的价格建立起双方合作的利益共赢机制。

建立绿色金融扶持投融资制度。 探索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方式融入社会资 本，盘活自然资源实现存量资本经济收益。一是以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价值实现潜力、市场需求等作为分类依据，建立与国民经济既有衔接性又不重复的生态产品产业分类目录，为绿色金融扶持生态产品提供支撑，指导生态产品开发利用及产业化经营，促进生态产品增值溢价。二是积极推进农村专业合 作社建设，创新开展自然资源产权抵、融资等业务以实现产权内部流转，用市场机制破解“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的绿色金融扶持难题，有效支撑生态产业发展。

建立生态产品统计核算制度。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是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一 是建立可复制、推广的计量核算体系，研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统计方法，构建完善的调查监测体系，研究基于统计报表的业务化核算体系。二是探索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根据生态产品质量、供求关系、生态保护成本等因素形成生态产品价格，从而建立以价值为基础的生态产品价格市场竞争机制。三是探索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生态产品价值保值增值的目标和任务。各级政府在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经济发展的同时，报告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

建立生态产品绩效考核制度。 建立生态产品绩效考核制度是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保障。 一是在现有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完善反映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和推进工作成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考核办法。二是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供给区和受益区的差异化考核机制，设置被帮扶地区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标，并将其与帮扶地区领导政绩考核相挂钩，带动其扶持的积极性，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三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探索将考核结果作为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用地指标分配与转让、项目资金安排、财政转移支付、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

（作者张林波为山东大学黄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中心教授，梁田就读于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