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建筑施工工作

大约一千年前，宋李诫为自己所编的《营造法式》写了一篇《进新修营造法式序》，这是一篇“皇文”，是完成一件皇帝所交下来的任务的一个报告。文中一开头便说：“臣闻上栋下宇、《易》为人壮之时：正位辨方，《礼》实太平之典。共工命于舜日，人匠始于汉朝，各有司存，按为功绪······”他想说的话大概就是自古以来，建筑工程都是“朝廷”一项重要的工作，要搞好这项工作，就要有很好的组织，有合适的规章和制度。过去，一直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去做的。

采木之图——16世纪时明代出版物《王公忠勤录》中的插图，图中表现出在官方监督之下的伐木情况

《尔雅》古代版本的插图“大版谓之业”，表示了“版筑”的情况。

事实上的确是这样，两三千年来，中国一直都设有政府的建筑部门，由这个部门负责建筑设计、施工以至材料的生产和调配等工作。周代的“冬”官就是管这件事情的，其后的“将作”不论称为“寺”、“曹”、“府”以至“工部”都是各个朝代无一不设立的机构。这些负责建筑工程的官署，无论如何也做了不少工作，在担负施工任务当中，总结出很多方法和经验，就是所谓“各有司存，按为功绪”。我们不能低估这些官方机构的工作对整个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除了各个时代绝大部分的重要工程都是由这些政府建筑部门来完成之外，假如没有一个中央政府部门来主理建筑工程工作的话，中国古典建筑中心内容之一的“标准化”和“模数化”便不会成立，即使这种意念也无法实施和推广。如果我们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衡量和考察中国古典建筑，结合“时间”的观念来评价施工工作的效率，我们会发现这方面的成就比它的艺术和技术价值还会大得多。

只要较为细心地去翻阅“官书”或者有关著述对于著名的重大工程建设的记录，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大工程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已经谈论过了，这里不再举例说明。当然，古代的官方施工工作还配合行政上的命令来执行的，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历史上对一些时代过分滥用人力、物力的批评，纯粹从施工工作的角度上来看，劳动力和材料生产运输的组织假如不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实际上是不能产生效率和取得成绩的。

李诫《营造法式》的内容对这个问题就给我们解答了一大半。三十六卷的《营造法式》当中，其中第十六卷至二十八卷共十三卷说的是“料例”和“功限”，事实上整部《营造法式》其实都是为“施工”需要而编订，绝不是一本谈设计和理论的书籍。其后明清的《正式》和《工部工程做法则例》都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精神，主要为施工尤其是经济核算服务。由此看来，假如将“建筑工程”看作是一个整体，中国传统的精神重点就落在施工而不是落在设计上面，或者可以这样说，古代的看法是：“设计”不过是为施工服务，而不是施工目的在于实现“设计”。因为时间已经过去，我们对古代施工的认识比对设计的认识更为困难一些，建筑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都较少注意中国古代建筑在施工方面的经验和成就。

在《营造法式》的“诸作功限”的各卷当中，将各个工种的劳动定额称为“功”，以“功”为单位分别详细订出各种工作所需的工作量，“功”以下还再分有“分”和“厘”，可见制定的过程是十分严密仔细的。例如“筑墙”一“诸开掘墙基，每一百二十尺一功，若就土筑墙，其功加倍，诸用甍橛就土筑墙，每五十尺一功”；又如造木柱——“柱每一条，长一丈五尺，经一尺一寸一功，穿凿功在内，若角柱每一功加一分功，如径增一寸，加一分二厘功，如一尺三寸以上每径增一寸又递加三厘功·.....”一般来说，材料的用量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但是劳动力的工作效率如果没有一定的标准就十分难准确地估计了。古代的建筑部门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因为只有在有了标准的定额后，才可以制定劳动力的使用和调配计划，使施工工作能够和谐而有效率地进行。另一方面，没有工作量标准，除了估价困难之外，还会导致主办官员的贪污和舞弊。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只有宋代才有这种制度，我们可以设想，这种“劳动定额”的标准在宋以前早就存在。宋以后，这种制度一直都是继续受到重视和认真执行的，其实，只要是大规模的施工单位，这种制度是必然产生的，否则无法全面地加以有条理的管理和做出经济核算。

皇帝们其实并不是那么大方，任由负责施工的官员去支配人力和金钱，完成任务后还要考核一下支出的用度是否合理以及账目是否清楚。《隋书》中就记载了一段有关这个问题的故事：何稠是隋代的一位设计师，曾与宇文恺合作参典“文献皇后”的山陵制。在担任“少府卿”的官职时，“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选部郎薛迈等勾核之，数年方竟，毫厘无舛”。其后加上何稠能参会古今，多所改创，便升迁为“太府卿兼领少府监”。他因为领导有方，并且被证明没有贪污舞弊，最后曾当上工部尚书。唐朝时仍用为“将作少府监”，因为他的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有技术而又精于施工管理的人才。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的就是中国古典建筑的设计和施工基本上是基于一种“预制”构件和“装配”式的工艺制作观念而来的。中国古代的建筑工程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完成，除了有良好的施工组织计划之外，“预制”和“装配”的建筑方法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建筑设计之所以走向定型化，大概主要就是配合施工中的“预制”和“装配”要求，各个工种、各种构件“制度”（大小和规格）的建立，目的就是打下“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的基础。在建筑施工工作展开后，“预制工场”因不受房屋建筑面的限制，可以投入较大的人力，使“构件”的生产能够迅速地完成，由于“规格化”使劳动易于熟练，对质量能够做出更大的保证。

中国建筑木构架梁柱间的“节点”（joint）很早就发展为“卯接”（秦汉时用金釭加固接点说明“卯接”尚未完善），“卯口”的构造是十分精巧和复杂的，互相之间的尺寸大小必须完全吻合。这种发展可以说主要是由“装配”式的施工方法而引起，因为只要准确地装嵌进去，高空中就不必再多造其他的工作。同时，反过来又证明了木构杆件非预制不可，因为复杂的“卯口”构造无法在高空中加工，非在地面上证明制作无误后才能使用。

《营造法式》卷三十“绞割铺作供昂科等所用卯口第五”

的插图之ー

因为所有的构件都采用“预制”的方法，构件的大小和长度就必须预先准确地决定，不能等待“立架”后才作修正。古代很早就懂得利用比例作图的方法来决定构件的长度，《营造法式》上“举折”之制就对这件事情做出了说明：“举折之制先以尺为丈，以寸为尺，以分为寸，以厘为分，以毫为厘，侧画所建之屋于平正壁上，定其举折之峻慢，折之圆和，然后可见屋内梁柱之高下，卯眼之远近。今俗谓之定侧样，点草架。”

除了利用“平正”的墙壁来“侧画”施工图外，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利用按比例制作的模型来辅助施工。较为复杂的非定型化的建筑设计不论设计和施工模型所起的作用都是很大的，在设计时要依靠模型来研究它的构造，或者试验它的结构上的力学性能；在施工时模型不但可以准确地预知材料的长度、大小和数量，对工人来说“模型”比图纸更为容易明白得多，按此施工自然更为方便。依照模型施工，在古代是一种颇为流行的方法，对为施工而作的模型古称为“烫样”，意即其作用一如今日的施工图样。

在古代的文献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关“搬迁”宫殿的记载。前面所提过的高隆之，就是负责搬运北魏洛阳宫殿到“邺都”去的建筑师。“搬运宫室”在古代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意念，因为房屋本身本来就是由很多部件装配而成，将它们分拆下来重新装配自当是切实可行之法。再者木材较为轻巧，搬运起来并没有多大的困难，因而拆迁整座房屋不但快捷而且是经济的措施。至少，大大缩短了重新兴建新宫的时间，汉长乐宫不到两年便完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拆迁和利用秦宫的构件。

“分拆”和“搬运”、“重新装配”其实也是中国建筑施工的一个重要技术内容，因为利用前代建筑物的构件并不是一件偶一为之的事。明宫也利用过元宫的材料，宋徽宗辛辛苦苦从太湖运到汴京去修建“艮岳”的花石，其后又给金人弄到“中都”去，今口北京北海的“假山”就是当年“青面兽杨志”一类的人负责押运之物。“官家”是这样，民间自然也如此，这是中国建筑十分特殊的“新陈代谢”、“古为今用”的方式。这些事情都十分清楚地足以说明建筑施工的“装配”和“组合”的性质。中国古代建筑之所以较少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这种“取旧为新”的施工方式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为上了年纪的建筑物就常被“交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