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家具之一，商周时期称为“邸”或“扆”，是王公贵族的专属，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
《史记》也记载：“天子当屏而立”。
宋代屏风虽鲜见实物，但由宋画可知，其在宋代的使用范围非常之广，从室内到室外，从闺阁幽居到文人雅聚，均可见屏风的存在。
正如宋人刘昌所言：“今人称士大夫之家，必曰门墙，曰屏著，是矣。然多曰台屏，则乃指屏风而言，何不思之甚也。”
这些宋画里的屏风造型十分丰富。李公麟《高会习琴图》中主人坐榻后置有一座屏风，其由底座与屏扇两部分组成，且底座与屏框一木连做。
这种带有底座的屏风被统称为座屏，“三扇”“五屏”为常式，多摆在宫廷殿阁、官署厅堂的正中，位置固定。
《十八学士图》中坐榻后的屏风也是带有底座的座屏，但它的屏框与底座并不相连，可自由拆卸，是宋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屏风，叫作插屏式座屏。
插屏式座屏多为独扇，扇面不宽，相较底座屏框相连的座屏而言，它轻巧了不少，搬运起来更为方便灵活。
《十八学士图·观弈》中还有一种无底座的屏风，称围屏。
围屏屏扇多为偶数， 或四、或六、或八，或多至十二，可以曲折，比较轻便，但因其无底座，陈置时需要把它摆成曲齿形，成围抱之势，始能摆稳。
除了上述大型屏风，《风檐展卷图》中还绘有一种带底座，放在床榻上的小型屏风。
据宋张栻《枕屏铭》记载：“勿欺暗，勿思邪。席上枕前且自省，莫言屏曲为君遮”，可知其为枕屏。
此外，据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记载，当时文人中还流行一种置于砚台旁用于障尘的小屏风——砚屏：“古无砚屏，或铭砚，多镌于砚之底与侧，自东坡山谷始作砚屏，既勒铭于砚，又刻于屏以表而出之。”
据传，欧阳修的紫石砚屏、黄庭坚的乌石砚屏、苏轼的月石砚屏，都名重一时。
宋代屏风虽造型多样，但大都有一个共同点——用山水画来作装饰。
如苏轼《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
北宋大画家郭熙对此分析得较为透彻：“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
除了山水画，还有一种别致的水纹，也被用来装饰屏风。
像《妆靓仕女图》中所绘的女子梳妆案后就立着一件很大的水纹屏风。
迎门安设屏风，符合我国传统审美观念中“含蓄”的观感，如果一进门就一览无余，便索然无味，移步换景，更显审美趣味。
而且《水龙经》有云，“直来直去损人丁”，为了防止进入的气流直来直去，用屏风让气流的轨迹变成了“S”形，导致气流减慢，形成气聚而不散，蕴含聚气生财之意。
坐椅后面安放屏风，与风水中一直强调的“后有靠”一致，取其靠山之意，是一种自我保护心理。
此外，屏风不管将它摆放在哪个位置，都是视线的中心，坐在屏风前面的一定是主人，围坐四周的一定是客人。
因而坐椅后置屏风，一方面也是为了彰显主人身份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迎合当时社会倡导的尊卑有序的礼制。
总的来说，宋代屏风制作精美，其功能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且其造型、装饰及象征意义对后世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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