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作者著

《中国佛教建筑探微》

进入隋唐时期，度僧、建寺、建塔、造像、写经等佛教活动兴盛，寺院经济高度发达，稳定而众多信众群体形成，随着各类“师说”的发展，汉化的宗派体系终于建立起来。

隋文帝灭周后，立刻中止了周武帝对于佛法的摧毁。修复寺院，营造经像，缮写经卷，建立管理僧尼事务的制度。佛教很快恢复，并且进入了大发展期。

隋唐以前,中国的佛教承袭着印度流传过来的各宗派。进入隋唐时期，度僧、建寺、建塔、造像、写经等佛教活动兴盛，寺院经济高度发达，稳定而众多信众群体形成，随着各类“师说”的发展，汉化的宗派体系终于建立起来。

隋的统一，促进了以往南北差异的佛教信仰相互补充融合，形成了理论与修行并重，以及“破斥南北，禅义均弘”的主流态度。天台宗、三论宗等本土宗派在江浙地区创立。寺院经济的强盛，支持了稳定的僧侣集团的形成，以及寺院建筑形式的固化。在家佛教信徒众多，以“义邑”、“法社”等形式组织起来。还出现了“斋会”等大型的佛教活动。

此一时期，中国佛教建筑风格开始稳定下来。虽因唐武宗和周世宗两次灭法，没有留存下完整的寺院群，但据古料考证，当时大型佛寺多以对称性布局为主。殿堂位于中轴线上，成为寺院中心，佛塔则偏居一侧，或退居其后。佛塔也从中国式阁楼建筑中汲取更多元素，更加体现出中国化的建筑风格。随着建筑材料和构筑技术的发展，更多出现带有仿木结构痕迹的砖石结构楼阁式塔。

据龚国强《隋唐长安佛寺研究》书中总结，隋“大兴城”佛寺分布的特点以及与城市布局的关系如下：

1.都城有明确的佛寺兴建计划，颁布了所谓“寺额”，佛寺不能任意乱建，而要得到官方的批准、备案、命名。官方所建佛寺占总额约六分之一，其位置是规划确定的，如兴善寺、禅林寺、宝国寺等。其余“寺额”，发放给民间修建，选址灵活。另还有一些“寺额”之外的小规模佛教场所。

2.大兴城内佛寺疏密不均，呈现出整体漫天星斗与局部簇群状的分布特点。佛寺多集中在市场、住宅区、官署区附近。

3.用堪舆风水学说来安排重要寺院。大兴善寺被布置在城市的“贵位”，皇城南面中心，朱雀大道旁，位置与北魏永宁寺在洛阳城中的地位一样。大兴城建城之初，需迁移古墓，为安抚亡灵所建灵感寺，也是位于高岗上的风水宝地。禅定寺是为了弥补城市风水缺陷所建，以高塔竖于地势微下处。

4.城中僧寺约90所，尼寺20多所。佛寺和尼寺混杂布置，甚至比邻而建。

                           

隋大兴城佛寺分布图（龚国强：《隋唐长安佛寺研究》第60页）

图注：●表示有坊中确切位置的僧寺

○表示无坊中确切位置的僧寺

▲表示有坊中确切位置的尼寺

△表示无坊中确切位置的尼寺

隋代也大量开凿石窟。

灵祐在开皇九年所凿造的那罗延窟为最著名。灵祐经过周武帝的法难，为了预防佛法灭尽，于开皇九年入宝山（属河南安阳县）开凿石窟。在窟内雕造卢舍那、阿弥陀、弥勒三佛的坐像，并镂刻释迦牟尼佛等三十五佛及过去七佛坐像。又在入口的外壁刻迦毗罗及那罗延神王，并镂刻《叹三宝偈》、《法华》、《胜鬘》、《大集》、《涅槃》等经偈文。更在入口的内壁刻有《大集经·月藏分》及《摩诃摩耶经》等。此外所开凿的石窟，还有山东历城的神通寺千佛岩等。至于云岗、龙门、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及敦煌千佛洞等，隋代也续有开凿。隋代雕造的窟龛像及小铜像、玉石像、锤（鍱）涂金像等，遗留到晚近的为数也不少。大抵顶作螺发，面貌柔和圆满，衣褶置重写实，流丽柔巧。还有大业初年，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又作智苑，？—639），也为预防法灭，发愿造一部石刻大藏，封藏起来。于是在幽州西南五十里大房山的白带山（又名石经山）开凿岩壁为石室，磨光四壁，镌刻佛经。又取方石另刻，藏在石室里面。每一间石室藏满，就用石头堵门，并融铁汁把它封锢起来。到唐贞观五年（631），《大涅槃经》才告成。这便是房山石经的发轫。（黄忏华：中国佛教史略----隋代佛教）

除石雕像外，铜像在隋代已经开始兴盛。

杨隋帝业虽只二代，匆匆数十年，然实为我国宗教雕刻之黄金时代。其时环境最宜于佛教造像之发展，而其技艺上亦已臻完善，可以随心所欲以达其意。……

总之此时代之雕刻，由其形制蜕变之程序观之，其最足引人兴趣之点，在渐次脱离线的结构而作立体之发展，对物体之自然形态主义，而同时仍谨守传统的程式。（梁思成：《佛像的历史》）。

隋代佛教还流传向海外，四邻诸国来学佛法的僧徒云集长安，中国的世界佛教中心地位逐步确立。佛教在隋朝的发展，奠定了在唐朝的进一步辉煌的基础，中国佛教由是进入了持续数百年之久的繁荣昌盛期。

知识点： 隋代的佛教与佛教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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