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文化：孟子与水

孟子（约公元前390年—前305年），名轲，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主要继承者。作为亚圣，孟子不仅继承、弘扬了孔子的儒家之道，而且多有深化和发展。或是受孔子的影响，或是孟子本人对生命之源的水怀有特殊而深厚的感情，孟子对水的观察、思考和由水而感悟人生、阐发事理的程度毫不逊于孔子，他把儒家的“文化之水”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

孟子不但喜爱水，而且爱观察水。通过对水的观察和思考，说出了这样一番哲理深刻的话：“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流水之为物者，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这段文字不多，但内涵丰富。其一，登绝顶而一览众山小，经沧海则难为水，这的确是人生经验的真谛。沧海浩大，淼淼无涯，小江小河小池之水不可与之相提并论。其二，提出了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的观点，这与孔子“智者乐水”之说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从美学的角度讲，只有波澜起伏之水才具有屈曲生动之美；另一方面，在对自然之水的审美中，还可以透视出与“智者”相似的性情与品格，即强调要从水的自然形态和功能中寻觅和挖掘出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切体验和认识，而绝不仅仅流连于水的自然之美。其三，孟子称赞水具有“不盈科不行”的品性，这种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循序渐进的风格，正是立志行道的君子所效法的优良德行。

一次，孟子的弟子徐子请教孟子，为何孔夫子多次称赞水，水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孟子告诉他：“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料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子。”（《孟子·离娄下》）这里，孟子特别强调了“有源之水”的重要性，指出只有有源之水，才能不舍昼夜，奔流不息；而无源（无本）之水，即使在某一时段因雨水骤至而河满沟溢，但时令一过，干涸也就随之而来。对孟子这段话，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道：“水有原本，不已而渐进以至于海，如人有实行，则亦不已而渐进以至于极也。”由此观之，孟子这番议论是借水性将君子立身修道的过程充分表现出来：一是君子要像“有本”之水那样立于儒家之道这个根本，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二是水之“不舍昼夜，盈科而进”的特点，正与君子锲而不舍的修道过程相似。既有“不竭”之本，又能坚持不懈，努力躬行，就能渐进达到道德学问的完美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观水有术的孟子还从水的形态、性质和功用中找出论据，论述了他关于人性善和仁政学说，并从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事实出发，阐述了治水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

人性问题，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提出来了。到了孟子时代，已成为诸子百家讨论的一个重大课题。孔子认为“性相近”，法家认为“性好利”，荀子认为“性恶，其善者伪也”，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等等。孟子别开思路，提出了性善说，并从人性的角度为“仁政”思想找到了本体论的根据。该理论一提出，立即引发了热烈的争论。于是，大千世界普遍存在的“水”，便被睿智的孟子拿来作为论证“性善”、反击论敌的有力“武器”。以水为载体，阐发性善，可称孟子性善说的一大鲜明特点。

对于人性问题，当时与孟子争论最激烈的当属主张“性无善无不善”的告子。告子以决堤之水的流向为论据，认为人性有如湍急的流水，从东方决口则可引之向东，从西方决口则可引之向西。人性本来无所谓善，正像水本来无所谓东西一样。以善辩著称的孟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同样以水的特性为论据，从容不迫地辩驳道：“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水虽无择于东西，却必定自上流于下，人性之向善，正如水之就下，是自然之势。人可以搏击或阻遏水流，使之跃起甚至倒流上山，但水的本性决不是上流。人性如水，向善如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而然的事。人之作坏事施恶行，与本性无关，犹水之过颡、在山，实乃“搏”、“击”所致。孟子以水的自然之势，阐发了他的性善说，尽管有失片面，但它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在孟子性善说的体系中，突出了孔子伦理体系中的仁、义、礼、智，他把这四者与人性善的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仁、义、礼、智这四大伦理道德范畴的根芽，即“四端”。他以自然界中的水、火为喻，鲜明地指出：“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完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说，凡是能保有这四端的，知道把它扩充开来，就会像火燃烧起来那样不可扑灭；就会像泉水喷涌而出那样无法遏止。

另外，孟子在谈到人性问题时，还表达出人类要自觉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思想。他指出，天下人谈论人性，只要能按它的本来面目（状态）去推究就可以了。本来的状态，以顺其自然之势为基础。人们之所以厌恶小聪明，就因为它往往容易穿凿牵强。为此，辩锋敏锐的孟子举出了大禹治水顺应自然规律取得成功的例子作为论证的材料。他说：“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者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意即如果聪明人像大禹治水那样，就不至于厌恶聪明了。大禹的治水（使水运行），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如果聪明人谈论人性也能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那可算大聪明了。由此观之，尽管孟子的上述论是由人性问题引发的，但它却从另一方面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大禹治水之所以获得成功，在于他能够根据水往低处流的特性，因势利导，才将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昭示人们，做一切事情，应切忌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

“仁”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继承、发扬了孔子“仁”的思想，在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以性善理论为根据，创造性地提出了“仁政”思想，并认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为了增强其论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善用譬喻的孟子又一次借用“水”的特性和功能，淋漓尽致地阐发了关于“仁政”的思想和主张。

孟子说：“民之归仁也，犹水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渔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孟子·离娄上》）。又说：“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犹水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说，民心归顺仁政，就好象水顺流而下，野兽自然向旷野奔跑一样，这个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他藉此警告统治者，只有施仁政于民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才能使百姓“犹水就下”一样望仁德而归附；否则，君王象为渊驱渔的獭、为丛驱雀的鸇一样，残民以逞，必然会沦为桀与纣那样的独夫民贼，那时，老百姓就会不堪残暴，揭竿而起，推翻暴君的统治。

孟子认为，施行仁政应当全心全意、真心实意，而且要贯穿于政治的始终，决非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更不能靠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他深刻地指出：“仁之胜不仁，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这段话的意思是：在治理国家中，实行仁政必然要胜过暴政，这好比水可以扑灭火一样。但如今有些所谓的行仁者，他们的为仁就好像用一杯水来救由一车柴燃起的大火一样，火没有扑灭，他们就说水不能灭火。这些人和不仁的统治者差不多少，结果他们会把自己仅有的一点仁也丢掉了。这里，孟子以水必然胜火的事实，说明了“仁胜不仁”是必然无疑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如果为了沽取仁德的好名声，半心半意甚至虚情假意地行仁，就会像杯水车薪那样无济于事，充其量不过是小恩小惠的短期行为，断不会收到“仁政”的应有效果。

“王道”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又一表现形式。孟子认为只有广施仁德于民众的政治才是真正的“王道”。在《孟子》一书中，孟子多次举出大禹治水为民除害造福的业绩，盛赞其实行王道的功德。他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孟子·离娄下》）大禹想到天下有遭水淹没的百姓，就象自己使他们淹没一般。为了救民于水患灾难之中，禹继承了父亲鲧未竞的治水事业，薄衣食，卑宫室，栉风沐雨，历尽艰辛，“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同上），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使人民安居乐业。由此，孟子告诫统治者，只有像大禹治水那样，以天下为己任，急民众之所急，忧民众之所忧，为民造福，才是王者应有的责任和风范。

四

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治水在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大禹治水开始，中华民族一直把治水作为治国安邦的重大活动。孟子作为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在推崇大禹治水功绩的同时，还向我们描绘出治水对古代华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和重大意义。孟子记述道：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上者为巢，下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下》又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丰登，禽兽逼人，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的上述描写，十分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由野蛮转向文明，由渔猎转向农耕过程中水与人类生存的重要关系。远古时期，由于人类未脱蒙昧状态，认识和抗击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面对洪水的危害，只能逃而避之，筑巢营窟，群而居之。直到大禹时代，通过大规模的治水活动——疏浚排洪，“掘地而注之海”，即将主干河道疏通，加速洪水的排汇，再将两岸加开若干排水渠道，使漫溢出河床的洪水迅速回归到河槽中，从而使“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从此人类由渔猎时代转向农耕时代，通过“耕之”，使“中国可得而食也”。同时，由于大禹领导人民平治了水患，天下太平，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从而使大禹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治水活动对推进社会变迁和人类文明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孟子还记述道：“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人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于·滕文公上》）

水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因而开发和利用水资源就成为人类最早从事的一种生产活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土地制度——“井田制”的形成与演化与水资源最初的开发利用有密切的关系。早期凿井，主要为同部落人饮水之用，随之就形成了人们聚井而居的居住方式和以同井之人为一个耕作单位的劳动及管理方式。孟子在这里描述的，就是一个典型的由原始公社时代向私有制时代过渡的乡村自然社区的生产生活情况。这种社区形成的自然地理基础是公有的共同的水源点，即所谓“乡田同井”。可见，当时以“井”为标志的自然水源点对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需要是何等的重要。孟子在这段记述中，还把这种守护着确定的地域空间、组织严密有序的生产方式和具有亲密无间社会关系的乡村社区的人们，与那种没有固定居住区域，缺乏血缘纽带，组织松散的“野人”区别开来，这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共同的生产活动和对于水资源的共同占有，是培育乡村社区凝聚力和促进社区组织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它使社会群体之间的地缘关系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的吸引力大大增加，从而保证了社会组织的有序化。

五

细读《孟子》一书，我们还发现，书中记载了不少水利、水名及水的流向的知识，说明孟子这位大思想家，对水利、水文地理等方面也有很深入的探讨。

与孟子同时代有个叫白圭（名丹，字圭）的水利专家，时任魏惠王的大臣。一次，他自负地对孟子说：“丹之治水愈于禹。”孟子毫不客气地反驳他：“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孟子·告之下》）在此，孟子一方面通过赞扬大禹按水的本性加以疏导入海而获得成功的事例，表达出不论治水还是办其它事情，都应顺应客观规律的思想；另一方面，通过鞭挞白圭治水以邻为壑的不义之举，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损人利己的不义行为，不但与“王道”相去甚远，更是仁人所深恶痛绝的。与此同时，从上述这段话中，我们还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信息：首先，战国时期治水技术已从简单的以疏水为主进化到以筑堤束水为主，拦河筑坝和修建堤防已成为人们与洪水斗争的主要手段。据史料记载，白圭就是当时以善筑堤防著称的水利专家。第二，有了堤防，防洪更加主动了，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治河技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第三，当时河道治理已普遍存在着上下游、左右岸的利害关系。由于诸侯林立，各不相统，从自身利益出发，“壅防百川，各以自利”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春秋时诸侯国之间的盟约中明确禁止这种以邻为壑的行为。据《孟子·告子下》记载，公元前651年，各诸侯国在葵丘之会订立的盟约中，有一条规定是“无曲防”，即禁止修建损人利已、以邻为壑的堤防。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诸侯国之间国际条约中关于水利的条文。

《孟子》中还留下了黄河、长江、淮河、汉水、济水、汝水、泗水、溱水、洧水、漯水等河流的名字，这些都是春秋战国典籍中常见的。孟子对战国时期一些河流流向的描绘，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如在《滕文公上》中有这样的记述：“禹疏九河，……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就是说，大禹疏导九河，挖掘汝水和汉水，疏通淮水和泗水而流到长江之中。对孟子的上述说法，后人多有争论。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指出：“汝、泗则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谓四者皆入江，记者之误也。”当代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认为，孟子的这句记述古今争论最多，原因在于除汉水外，汝与淮、泗都不入江。我们以为孟子不过申述禹治水之功，未必字字实在，所以不必拘泥。事实上，错的并不是孟子，而是朱夫子们。春秋战国时期，淮河进入长江有两条水道：东道，淮河由邗沟入长江；西道，在淮河中游州来（今安徽凤台城关）附近，溯东淝水南下，经寿春（今安徽寿县），行于施水（今南淝河），到达合肥，入巢湖，穿湖而过，进入裕溪河入江。孟子之前的春秋时期，楚庄王和楚平王时代，还多次利用西道水路百军打仗。后来，由于黄河夺淮的影响，东淝水中游淤为瓦埠湖，下游也已淤高，淮河、东淝水已不能通流。由此可见，当时的淮河、长江是可以沟通的。

孟子还熟悉古代和当时的水利工程，据《告子上》记载：“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这里的“激”，指的是古代修建的横断河床的潜水坝，用来阻挡水流，抬高水位，引水入渠。孟子记述的这种”激“的水工技术，到秦汉以后已大量使用。《淮南子·诠言训》中就有“激”水技术应用的记载：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

另外，在先秦时期，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生活的需要，人类的开发活动导致了水土流失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思。孟子就明确提出了对自然资源要适度利用的主张。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树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就告诫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应当有所节制，不能竭泽而渔，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乃至破坏。孟子还指出：“牛山之木尝美矣……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茂美一时的牛山之木之所以成了荒山秃岭，是人为的乱砍乱伐和过份放牧造成的，并非山的自然状态，进而提出了“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的警告。可见，在孟子的思想中，包含着十分明确的水土资源保护观念，在当时的年代，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靳怀春，海委漳卫南局副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