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

中国历史上建都年代最长久的城市当数到长安。长安作为都城竟长达千有余年。在其地建都的王朝和政权也多至10余个。其中有的历史较为短促，甚至不足以具数。最为悠久的当推西汉和唐代。西汉绵延200余载，唐代亦已近乎300年。唐代上承西魏、周、隋，中间并未稍有间断，合而计之，已多超过500年。

        这些王朝和政权以长安为都，各有其具体的因素，彼此不尽相同。刘邦初建帝业，其都城所在，乃是着眼于关东的洛阳，稍后才定鼎关中。其所以作此决策，是因为关中有四塞之险，可以据以防守，不虑其他势力妄图颠覆。唐代承周隋之后，长安已久作为国都，不须再作其他计较。其实唐代所承受的，还不仅是这一座都城，而是自宇文泰以来早已形成的关陇集团的力量。宇文泰本为北魏武川镇将，席六镇的余力，据有关陇各地，与当地人士相联系，浸假成为强大的军事势力。近人治史，以关陇集团相称，不是妄加之辞。这一军事势力不因周隋政权的更迭而有所削减，下至唐初依然存在。唐高祖李渊由太原起兵，并不南下先据有洛阳，而是直指长安。当时王世充正占据洛阳，兵力尚相当强大，不应即与之角力。长安实为关陇集团核心所在，得到长安，不仅可以消灭王世充，更可进一步消灭其他势力。正是这样，当时并未考虑到关中的形势是否险要，关陇集团已经以关中为核心，也就用不着像刘邦那样多事考虑斟酌。

秦汉之际所谓关中是指沂、雍、河华之间的地区。汧、雍是山名，也是水名，汧山、沂水即今陕西千阳县的千山、千水，雍山、雍水在今陕西凤翔县，皆在陇山的近旁。河谓黄河，华指华山。汧、雍、河、华之间，用现在的地理来说，就是陕西省的中部。这里是一片可以从事农耕的富庶地区，而且从周秦以来，都是如此。这也是促使刘邦以关中为都的因素。这样富庶的地区，唐时还未多有改变，周隋两代久居其地，已见其利，也是用不着李渊再多所用心的。

由此可见，汉长安城能作为一代的国都，其主要的因素实在于地理方面。唐代建都长安虽起因于社会人事的因素，其实地理因素和前代并无显著的差异，就无须再多斟酌。具体说来，就是汉唐长安城的生态环境相当优良，对于当时国都的繁荣和发展，都具备有利的条件。兹特再作说明，以期有助于汉唐两代史事的理解。

一、汉唐长安城的优良生态环境

当刘邦选择国都之时，刘敬、张良等人皆建议以关中为宜，并盛加称道关中的四塞。四塞之说，并非起自汉初，早在秦昭襄王时，谋臣策士就已一再称道。何谓四塞?历来学者解释不一。既以塞相称，当与其周围的山地有关。关中南倚终南山，也就是后来的秦岭。秦岭高耸，其间仅有若干谷道，通向南北。虽说是谷道，却也险峻，可以据以防守。秦岭蜿蜒，就在长安城南，山势深厚，不只以堪供防守见称。关中西有陇山，东有崤山。陇山雄峙于西鄙，崤山委蛇于东疆，皆可设关置守，而设于崤山的函谷关，自战国以来即已有名于世。战国时所谓关东诸侯，就是以函谷关为限。就在汉时，关东、关西几乎成为当时人士习用的言辞。关中北侧也有山，可与终南山相对。早在周代，诗人歌咏就不时以南山北山并提。不过所谓北山并非仅只一山，而是岐山、嶻[山+辟]诸山并称。诸山虽皆耸峙，却并非连在一起，其间间隔有的还相当广阔，说到防御就不易为力。当时四塞皆相应设置关隘，北边的关隘，即所谓萧关，乃设于陇山北端，远在今宁夏固原县，更在岐山诸山之北。对此历来虽有不同的解释，但萧关远隔于沂、雍，河、华的关中之外，确也是实际的情况。

汧、雍，河、华之间的关中平原，在汉、唐两代皆可以说是异彩杂陈，作为关中中心的汉、唐长安城附近更是如此，和现在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应该再作探讨的。关中虽属平原，就全国来说，实际上却只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黄土高原为高土堆积而成，黄土疏松，易于受到侵蚀，故时时在变化之中。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游，早在旧新石器时期，即已有先民在其上徜徉，而且其遗迹的众多，令人惊异，足见其时生态环境的优良。可是迄于今日，黄土高原遍布沟壑，与前迥异。这当然是不断演变的结果。不过应该指出，虽说是长期的演变，然而最为严重的，却只是近五六百年间的现象，并非自远古以来，都是这样严重的。汉、唐两代也在不断演变之中，不能以后来的情形相提并论。远在周代，渭水最大支流的泾水是十分清澈的，可以从水上看到水底。可是到了秦汉两代，泾水竟然十分浑浊，有利于灌溉农田。这样浑浊的程度，竟然持续到唐代。还在西周春秋及其以后一些年代中，泾清渭浊成了定论，甚而知人论世，也有以此来作比方的。可是到了唐代，一变而为泾浊渭清，杜甫和其他诗人的篇章，也都经常涉及这样的称谓，仿佛也成了定论。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黄河的名称，从远古以来，一直是称为河水的，汉时才称为黄河。河水显黄，足证挟带的泥沙很多。这都是黄土经过侵蚀的现象。黄河流域广大，这样的侵蚀可能还是表面的现象，不是十分严重。关中平原就不明显，最多只是个别特殊的现象，原的变化就是具体的例证。

原是一种特殊的地形，在黄土高原上相当普遍。凡高起而上面平坦的地方都可以称为原。关中平原是总称，其间原是很多的。由陇山之东直到华山之下黄河之滨，连绵不绝。原有大有小，并不皆同。最大的当数到早周之时周人聚居的周原。原来的周原，相当于今凤翔等4个县的大部分，还有宝鸡等3个县的小部分。原是容易受到侵蚀和切割的。周原在汉魏之间就已被切割分为积石原。迄今周原只剩下岐山、扶风两县之间一小块地方，已经是很小的原了。可是汉唐长安城附近原的分割就不至于这样的迅速。现在西安市位于龙首原上。龙首原东有铜人原，铜人原西南有白鹿原，龙首原南有少陵原、凤栖原、乐游原、神禾原，少陵原之西有毕原、高阳原、细柳原、马邬原等。这当然是长期演化而成的。早在汉时就不是如此。汉时长安城南只有一个白鹿原，由灞水之西直到汉长安城之西。东晋未年刘裕征伐后秦之时，就有人明白地如此指出，当非虚语。后来有人说，汉时已经有了少陵原，这是妄说，不足置信。因为少陵乃是汉宣帝许皇后的陵名，以陵名为原名，应是汉代以后的事。南北朝时，郦道元撰《水经注》提到长安城附近一些原，就没有提到少陵原。后来到了唐代，原的数目增加了，上面提到的几个原，唐代都已有了。唐代的原有两种形态，有些原与原之间有河流相隔，显得两原是隔离的，少陵原和白鹿原之间隔着浐水，少陵原和神禾原之间又隔着潏水。这是一种。有些原与原之间，难得有明确的界线。近年来西安市南郊三爻村，在一处工厂建筑的地基里，发掘出几座唐人坟墓，墓中都有墓志。有的墓志说，葬于少陵原，有的墓志却说葬于毕原，还有的墓志说葬于凤栖原。这个工厂的基地并非很大，就是再大的工厂，也不可能占据的地面大到涉及三个原的。这又是一种。不佞近年来翻检唐代葬于长安城附近墓志数百通，发现唐长安城外有许多小原，据目前手边的资料，不下30个原，后来陆续还有增益。由于已经知道墓志出土的地方，可以确定一些小原的地址。地址确定了，却找不到原的边界，也找不到和其相邻的原的界线，可能随地异名，各因其习惯而定出的原名。上面提到白鹿原，本来是直到汉长安城的大原。唐代有了少陵原。少陵原和白鹿原以浐水为界。白鹿原分出少陵原，这应不是人为的原因，而是浐水河床下切所形成的。浐水河床原来下切不深，浐水两岸就只有白鹿原一个原名。浐水河床下切深了，浐水两岸的原显得分开，因而就成了两个原，并且有了少陵原的新称。河床下切也是自然演变的一种方式。隋时曾引浐水人长安城，其引水口迄今仍未消泯，不佞曾为测量，其引水口下距现在浐水水面，已有8米。如果隋时就已如此，引水口凿于高崖侧壁，岂非荒唐。唐长安城外的河流并非只是一条浐水。其他河床当然也一律下切。不过下切虽深，河谷并未显得展宽。原面并未显得有所缩小。原名确实是增加了，原面土地的利用似并没有受到很多影响。从原名的增加来说，唐长安城和汉长安城明显有所不同。原面的广狭大小，似并不至于有很多的差异，还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汉唐长安城外不仅有原，原间还有河流。河流之多竟达到8条。当地的人自来就有八水绕长安的俗谚。这句俗谚可以远溯到西汉中叶武帝在位的时候。司马相如在那时撰著的《子虚赋》中就明确提出：“八川分流，相背异态。”所谓八川就是泾、渭、灞、浐、沣、滈、潏、潦。其中的潦水就是现在的涝水。滈水的源头应是现在的交水。这八川、泾、渭在城北，灞、浐在城东，沣、潦在城西，滈、潏在城南，却也绕城西向北流去。这八川，只有渭水是主流，其余七水皆是渭水的支流。在范围不大的地区中，一条主流同时有七条支流，而且四面围绕都城而流，在他处不是少见，简直就是没有。以前有人说过：滈水的源头是滈池，这是错误的说法。一条河流的源头怎能只是一个滈池?这是讲不通的。

这八条河流到现在皆依然畅流，只是流量都减少了。其中浐水更为显著，到盛夏之时，经常断流，这是历史上所少有的。现在浐水东岸有新石器时期的半坡遗址。遗址中出土的彩陶，陶器的面上大都绘有鱼形，还出土有捕鱼工具，这分明显示出当年浐水中是产鱼的，不然当时的人怎能对鱼这样的熟悉?如果当时浐水流量不大，甚或有时无水断流，不能产鱼，当时的人怎能有绘鱼的本领?那些捕鱼工具又能有什么用途?新石器时期太久远了，也许不足为据。近年在西安市南郊香积寺东北温国堡发掘出一条沉船遗迹，是在潏水岸边发现的。这分明是用于渭水水上的船只。现在潏水上有桥，便利车马行人。其实现在渭水是很浅的。行人大可以脱去鞋袜，徒涉而过。

绕汉唐长安城的八水，除泾、渭两水外，其余六水都发源于秦岭北坡。为什么这几条河水的流量到现在大都大为减低呢?这是秦岭北坡森林和植被被摧残破坏的结果。不佞曾有专文论述。不过这是后来明清时期的问题，与汉唐长安城并无多少关系。反过来说，汉唐时期这几条河水的流量能够保持相当高大，也和当时秦岭森林的茂密、植被的丰盛有关。森林能够茂密，植被能够丰盛，固在于不受人为的摧残破坏，然气候的温暖、雨量的充足亦实有以致之。

气候的寒暑燠温时有变化。汉唐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就全国来说，实是一隅之地，不能不受全面现象的制约。虽然如此，还是可以略事论述的。远在半坡和姜寨人活动的时期，当地的气候本是相当热燠的，现在一些只能生存于南方的动物在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中都能发现其遗骸，就足以证明。新石器时期以后也还有所变化。

至于汉代气候，说者间有违异，一说继春秋战国之后继续温暖，一说已经转寒，还有人认为战国时期的温暖期延长至景帝之时。西周时诗人所赋的诗篇间有提到终南山下的梅树，可以作为温暖的物证。汉代关中未多见梅树的记载，仅《西京杂记》中有所提及。《西京杂记》据传为葛洪所撰，不仅时代靠后，而且小说家言，难于置信。然汉代长安城旁却可栽种柑橘，既能栽种柑橘，梅树也就可以生长。柑橘移植自南方，中间还有一段过程。《三辅黄图》有这样一条记载说：“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林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密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可是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也曾说过：“卢橘夏熟，黄柑橙楱。”这两条记载是不同的。就以柑橘来说，如果上林苑中所植的柑橘百本皆不成活，怎么还能说到“卢橘夏熟”。不佞以前论汉代气候时亦尝引用这两条记载。当时曾说过：“两者所记，殊不相同。移植异木，自是一时盛事。所植在上林苑中，司马相如作赋，也必然会据以描述。后来没有成活，就和司马相如无关。”现在看来，当时是过于重视《三辅黄图》的记载。《三辅黄图》虽详载汉长安城内外诸事，却非出自汉时人的手笔，可能引用旧典，也许还有若干传闻之辞。其中间有不实之处，近来有人校正，为所指点者亦有若干。上林苑所植得于南越的奇林异木未能皆获成活，也可能与移植的技术有关，不能尽诿之于南北异宜和气候寒温的差异。况且《三辅黄图》已经明确指出：所植的异木，“岁时多枯瘁”。也就是说其中也有成活的。《三辅黄图》为汉代以后人的撰述，姑且置之不论，司马相如则不同。司马相如以善于作赋有闻于当时，且为汉武帝所赏识。其所撰的赋殆无不经汉武帝的阅读，就是其身故之后，汉武帝还曾搜集其遗篇。其撰《上林赋》正当其声誉最为崇高之时，如何敢有虚言以致遭受汉武帝的谴责?如果上林苑中卢橘没有成熟，他怎么能在赋中写出“卢橘夏熟”的名句?

以前不佞还曾征引过西汉末年汜胜之所说过的一段话。汜胜之说：夏至后70日可种宿麦。并且说，种的早了，就容易生虫，种的迟了，不仅穗小而且颗粒少。汜胜之这段话是在汉长安城说的，应该是最为重要了。夏至后60日已近于白露。东汉时，崔寔作《四民月令》，也提到白露种宿麦的事。他把麦田分成薄田、中田和美田三种，白露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再后10天种美田。汜胜之的意思是种麦不宜过早，过早天气太热，崔寔以白露种薄田，不早种恐怕地薄长不上来。迄至现在，关中尚流传有这样的农谚：“白露种高山，秋分种平川”，仍仿佛汜胜之和崔塞的遗意。当然具体的时日是否完全相符，尚须作仔细的推算。如果彼此符合，则汜胜之时关中气候已显示转寒。即令如此，也应是西汉后期的事，因为墕胜之于汉成帝时为议郎，去武帝时已久。

后来到了唐代，气候转得更为温暖。汉代长安城和关中虽说可栽种梅树，可能还不很普遍。唐代梅树是唐长安城习见的树种，曲江尤为繁多。不仅长安城中有梅树，关中到处都有，当时诗人李商隐路经关中偏西的扶风县，还为当地的梅花写成诗篇。扶风县如此，其他各县也应该都是一样的。唐长安城内也有橘树，唐代皇帝曾以宫中橘树所结的橘赏赐臣下，李德裕还为此撰写了一篇《瑞橘赋》。这显示出唐长安城虽有橘而不是栽种的很多。这不是多少的问题。能够种植橘树就足以说明当时气候温暖的程度。

正是因为气候的较为温暖或更为温暖，有利于森林和一般植被繁殖和发育。汉武帝时，东方朔就特别指出长安城外的山上有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以这样的森林和山上出产的矿物以及山下农产品的丰富，称道当地是陆海。这不是东方朔一家之言，和东方朔同时的司马迁以及后来的班固也都曾经有所道及。有人说，当时气温不高，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森林。这样的说法过于勉强，难于令人置信。汉长安城附近的森林，文献记载不少。如果说文献记载不足以置信，地下发掘的遗物是应该可以作为证据的。前几年承宁夏回族自治区友人见告，宁夏南部六盘山下泾源县就发掘和发现不少原木，经C14测定，当为汉代遗物。今泾源县远在汉长安城西北，纬度很高，地势也很高，其正常温度应该低于汉长安城。六盘山下，汉时都有森林，怎么能说汉长安城南秦岭之上就没有森林?

汉长安城南秦岭之上有茂密的森林，唐长安城南秦岭之上的森林同样郁郁葱葱，唐代诗文中对此更多有记载。据其所记载，不仅漫山都是森林，就是山上道路两旁都密布着林木，行人在山中走过，竟然难于见到太阳。还有记载说，由于山中到处都是森林，在长安城的曲江中都能看到水中反映出来的树木倒影。这样的记载并非过分夸张，应该是可信的。

山上如此，山下更为别致。汉武帝时，司马迁论关中的富庶，于南山的檀、柘之外，还提到鄠、杜竹林。鄠、杜为两县，郡县今称户县，杜县在今长安县的西北，都在汉长安城的附近。司马迁还特别提到当时一个人家如果能在渭川(即渭水两岸)有千亩竹林，其收入可以和千户侯相仿佛。当时像这样的人家应该是不少的。

后为到了唐代，关中竹林更为普遍繁多。郡县东南有一个司竹园，园周回百里，置监丞掌之，以供国用。这个司竹园可能隋时已经设立，唐高祖在太原起兵时，其女平阳公主就纠集很多人众，举兵于司竹园。司竹园以外的竹园更多，向西扩展，一直到陇山以西，杜甫在秦州所作《秦州杂诗》中就曾三次提到竹林。直到北宋时，苏轼在凤翔还亲眼看到好几处竹园。可能当地在唐时都曾经盛栽竹林，到苏轼时还未消失。当然栽种竹林只是植被中的一种，其他树木也应该是很多的。唐代诗人在慈恩寺大雁塔上赋诗很多，好多诗中都提到所能远望到的林木，极一时风景之胜。

森林的郁郁葱葱，一般植被繁杂茂盛，诚然与气温的寒暑燠温有关，也与当地的温度和降水量多寡相联系。以前纪传体的史籍中往往列有《五行志》，记载天气的变化。汉、唐两代史籍，如《汉书》及新、旧《唐书》，亦皆辟有专篇。有关长安城天气的记载都较为具体，可以征信。汉唐长安城与其他地区一样，有干旱之年，也有雨涝之岁。大旱往往成灾，不过大旱之年究竟不多，还可以说是稀少，两次旱年之间的差距也较为远些。旱涝相比较，倒是澍雨还显得多些。唐代长安城曾经不只一次以久雨之际排水不及，街道上积水很深，车马行人都受到阻塞，城外河流也曾遇到泛滥事故。概括来说，应该是雨量较为充沛，潮湿时多，干旱日少，有利于森林和一般植被的繁殖生长，对农耕经营就更为有利了。

前面曾经提到自明清以迄现在，长安城外诸河水的流量都大为减少，甚至盛夏之时还有干涸的情况。其原因是由于秦岭北坡森林和植被的破坏。汉、唐两代这些河水的流量都很大，正说明当时秦岭北坡的森林植被并未受到很大的破坏。核实来说，并非毫无破坏，只是破坏的程度并不过分严重而已。汉、唐长安城都是都城，都城中宫殿的修筑，就需用相当多的材木。石炭的发现和使用较迟，汉、唐两代都无此物，日常生活炊膳和取暖，势须伐木烧炭，汉唐长安城中人口众多，木炭的消耗量应该是很大的。唐代后期，长安城中宫殿建筑所需的材木曾经远取于岚、胜二州，显示秦岭山中已经没有巨大的材木。虽然如此，还并未影响发源于秦岭山上诸河水的流量。如果说有影响，那应是唐代以后的北宋年间了。

二、优良生态环境的人为运用

汉唐长安城外这样优良的生态环境，还应再加上当地土壤的肥沃。汉唐长安城位于黄土高原。黄土疏松易于耕耘，早在撰写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篇中即列黄土为全国土壤的上上等，也就是最好的土地。黄土为当地土壤的总称，还可细加区分。其中所含的物质，可能还有更多的差别，不过雨水充足，日照较长，都可获得很好的收成，成为富庶地区。远在新石器时期，这里的人口就已相当众多，迄今其遗址已多有发现，甚至较现代村庄尤为稠密。周秦两代的先世能够肇兴，就是凭藉这里上田的优势，说得更远些，早在后稷之时，这里就已是“禾役穟穟，麻麦幪幪”。这两句话见于《诗·大雅·生民》篇，是周人称颂乃祖的盛绩。穟穟形容禾苗长的美好，幪幪形容麻麦长的茂盛，这都可以说明汉唐长安城附近的富庶，其来久矣。就是这样富庶地区吸引了刘邦来此建都。

前面曾征引汉时人对于长安城外富庶的夸耀，称之为陆海，以比喻当地物产的繁多。此话出自于东方朔。东方朔首先提到汉长安城外的山，说“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东方朔接着还说：“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值一金。”东方朔的话是不错的。汉长安城外，当时只有白鹿原，这样广大的原，是可以发展农业的。唐长安城外的原是比较多些，如前所说，有些原与原之间并无明显的分界线，实际上还是相连在一片的。东方朔所说的汉长安城外的农田亩价一金，这是当时全国各地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就是后来魏晋时期还是如此，直到南北朝时江南太湖流域和其东南的沿海附近才能有这样高的农田价值。

黄土高原的黄土能够显得肥沃，需要有充足的雨水。如前所说，汉唐时期降水是较多的，但也不免有雨水欠缺的年月，甚或干旱，发生灾荒。汉唐时期人们是会充分运用优良的生态环境，克服这样的困难的。引用水流灌溉农田，早在周秦两代就已经讲究实行。《诗·白华》篇所说的“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就是具体的例证。滮池在丰镐附近，池水虽可灌田，为数可能不会很大。周人还有以《甫田》为题的诗。诗中有句说：“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可见当时种稻是相当普遍的。种稻是离不开水的。应该说当时农田水利已是相当的发达。后来秦国开凿郑国渠，引泾水向东一直通到洛水，灌溉盐碱土地数万亩。这一项巨大的灌溉工程，一直受人称道。汉时以长安为都，依然能坐享其利。汉代接着不断开渠引水，成就更大。当时在郑国渠旁先后开凿六辅渠和白渠，还引渭水开凿成国渠、灵轵渠和蒙茏渠。成国渠自郿县(今陕西眉县)引水，直通到始平(今陕西兴平县)和咸阳(今陕西咸阳市)。汉长安城附近浐、灞、沣、滈、潏、涝诸水的引水渠道虽未见诸记载，但东方朔所说的陆海中农作物，首先提到的是粳稻。粳稻种的很多，显示当地的渠道不少。可能这些渠道都不是很长，所以不见于记载。显然可见，通过这些渠道的开凿，已经构成一个农田灌溉网，这个灌溉网西起眉县。东至新丰、高陵两县(今为临潼和高陵县)，北起泾阳(今泾阳县)之北，南至秦岭之下。汉长安城正位于这个农田灌溉网的中央。唐代承受汉代旧迹，使这个灌溉网继续发挥作用，并没有很多的减低。正是有了这样的农田灌溉网，农业不断得到发展，汉唐长安城就不断显现富庶繁荣。

然而更大的引水工程，却是汉唐两代的漕渠。漕渠引渭水东流，由汉唐长安城通到渭水下游和黄河，用来运输山东的漕粮。漕渠引渭水的地方，后来称为兴成堰，在今咸阳市西南。汉代在开漕渠之后，还在长安城西南开凿昆明池。昆明池汇集沣、滈和潏水。昆明池水流出，会人漕渠，也可以说是对于漕渠水量的补充。其实没有昆明池，沣、滈和潏水，还是会流人漕渠的。漕渠由汉长安城南流到城东，结合浐、灞两水，循渭水之南向东流去。唐漕渠大体沿用汉漕渠的故道。迄今汉唐漕渠的故道尚多未湮没。

汉唐两代不仅开凿漕渠，运输漕粮，而且引水人长安城中，供应城内用水，且用以美化城内环境。汉代引用的为潏水，唐代则在潏水之外，还引用浐水和义谷水。汉时捅水本是由长安城南，北流经长安城西，注入渭水。汉长安城筑成后，又在城西建筑建章宫，潏水实际上是穿过建章宫的。渭水虽经建章宫北流人于渭水，却有支津绕城西城北，东北人于渭水。后来漕渠凿成，也就汇人漕渠，就在城墙之外还有一条王渠，绕城流去。引入城内的水道称为明渠。明渠由汉长安城西面最南的章城门之南流人城内，经未央宫内，再经长乐宫北，由城东面中间的清明门南流出城外，与绕城的王渠会合。未央宫有沧池，长乐宫内有酒池，都应是明渠在城内储水的池沼。

唐代引清水人城的最初有两条渠道。这是承受隋时的旧规。两条渠道一为永安渠，一为清明渠。永安渠由长安城外郭城南面三门中最西的安化门内大安坊之西人外郭城，一直向北流去，由内苑的景耀门流出，北流人于漕渠。清明渠则由安化门人外郭城，北流折东人于皇城，再由皇城入于宫城，储于诸海子之中，再由海子北人漕渠。引用浐水的为龙首渠。龙首渠在行将入城时分为两支。一支由外郭城东面三门中最北的通化门南流人外郭城，入于当时南内兴庆宫，由兴庆宫西流入于皇城、折北入于宫城，亦储于海子，也由海子北人漕渠。龙首渠另一支，是由外郭城北，西流人于大明宫的东内苑，再由东内苑汇人浐水。引入唐长安城的还有义谷水，义谷水亦发源于秦岭山中，其实本是潏水的一个源头。引义谷水的渠道为黄渠。黄渠注入曲江，并由曲江溢出，人于曲江西北外郭城的诸坊。唐长安城外郭城内园林很多，都是藉着这几条渠道的水流兴建起来的。

还应该特别指出：唐长安城引用潏水的渠道除过沿用隋时旧迹的永安渠和清明渠外，还有两条，一条是唐中叶引的，由外郭城西面三门的中间金光门人城，注入西市的池中，以储由山上运来的材木。这条渠道引用的水流，历来一直有错误的说法。据说，西市所储的材木是由秦陇运来的。秦陇远在长安城西，运道至少要经过渭水。现已查明，唐长安城西和渭水河谷高低相差，迄今犹有10米。就以10米计算，引渭水入城，根本是不可能的。所引的只能是潏水。在此之后还有一条引水的渠道也称为漕渠。这条漕渠的渠道也由金光门人城，大概就是利用早年已经开凿成的渠道。入城后仍先流到西市，再由西市东流，折而南流，又复东流，再转而北流，由皇城之东，北流注人大明宫的太液池，又由太液池流出汇人浐水。早年流到西市的渠道是为了运输材木，问题还比较简单。这时再凿漕渠是为了运输南山的木炭。唐时尚未发现和使用石炭。长安城中百万人家，取暖炊膳所使用的皆是木炭。这样多的木炭如何运到长安中，确实是不易解决的问题。为了满足长安城中的需要，就开凿这条漕渠。南山木炭在山下装船，一直运到城内。长安城内渠道里能够行船，这是亘古未有的大事。甚至当时皇帝也亲自出来观看，确实是少有的。此事见于文字记载，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并非当时人过分的夸大。20世纪50年代，西安市南郊香积寺附近温国堡曾经发掘出一艘沉船，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就是证明。这也说明当时潏水流量是相当大的。潏水流量虽大，却未贯穿唐长安城，为了运输木炭到城内就不能不开凿这样通到城内的漕渠。

这里可能引起一个问题。潏水流量很大，究竟只是渭水一条支流。潏水都能行船，渭水当然也是一样，甚至还会更好。潏水侧旁开凿漕渠，是为了引潏水流人长安城内；在渭水侧旁开凿漕渠，是为了运输漕粮。运输漕粮就不必运到长安城内，为什么也要开凿一条漕渠，沿渭水之南东流，而且汉、唐两代都是如此?这当然是各有原因的。渭水下游流经关中平原东部，河道多弯曲，由汉长安城东行，至于现在潼关的黄河岸边，路途长300余里，由渭水乘船，水道却长达900余里。漕船逆水而上，就须耗费许多时日，这是汉长安城下开凿漕渠的一个缘由。唐长安城下的漕渠，是隋时开凿的。隋文帝为开凿漕渠还特颁布一道诏书，说开凿漕渠的原因，是由于渭水下游流浅沙深。按诸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渭水下游地势更为平坦，渭水中挟带的泥沙就会随处沉积，抬高河床，河床抬高了，河面就相应展宽，这就必然形成流浅沙深，不利于漕舟的运行，因而也就不能不开凿漕渠。

三、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汉唐长安城的创建

汉唐长安城创建时，由于都能善于运用生态环境，故其规模皆显得瑰伟壮丽。

汉长安城位于龙首山下渭水南岸，就不能不充分利用山水的形势。当时为了修建未央宫，还铲平了城南的一段龙首山。龙首山就是后来的龙首原。龙首原在渭水南岸突兀高起，故在当时就称为龙首山。汉长安城虽就近似长方形，但四面城墙除过东城墙南北端直外，其他三面皆有若干曲折处，而南北两面的城墙曲折处更多。未央宫是铲削一段龙首山才建立起来的。未央宫之南长安城的南面最西城门，也就是西安门，只好设在龙首山麓了。可是西安门东的安门却更向外突出。安门之东的覆盎门却又向内凹人，较西安门更为偏北。显然可见，汉长安城的南城墙是随着龙首山北坡的曲折形势建筑的。只是未央宫的规模过于弘大，才不能不铲削一段龙首山。

汉长安城的南城墙因龙首山的形势而显得曲折，其北城墙也多曲折，则是随着渭水的河道而有所变化。现在渭水已向北转移，而且移得很远。汉长安城始建之时，渭水却是侧城而流，由西南流向东北。城随水势，则是愈到东北就愈显得突出。汉长安城北城墙也是三座城门，横门最西，也是在最南处，其次是厨城门，就较横门偏北，最东的为洛城门，也就更偏北了。

汉长安城南北两城墙都显得曲曲折折，因而就有人比之于天上的南斗和北斗。这样的比喻很恰当，汉长安城遂有斗城的名称。不过有人却说，汉长安城是按照天上南斗北斗建筑的，这就与实际情况相违背，也汩没了建筑汉长安城的人士对于生态环境的善于运用。

这样的情形可以汉长安城的西城墙作为说明。汉长安城的西城墙也有不只一处的曲折处，可是天上并没有什么西斗和东斗。汉长安城西城是濒潏水建筑的。潏水在流过西城墙最南的章城门后，就转而流向西北。清水流远了，可是其支津却仍然向北流。支津也有弯曲处，所以章城门北的直城门就稍稍内缩，不与章城门平齐。潏水支津绕汉长安城西北角，随北城墙之北向东北流去。可是汉长安城的西北隅并非端正的直角，而是向内凹人。这显然是先有潏水支津而后筑城的。当时并未因建筑汉长城而使支津改道，正是这样才能更显得汉长安城的壮丽。

唐长安城并未遵循汉长安城的旧规，而是移向东南的龙首原上。为什么要有这次迁徙?当年移建都城时，隋文帝曾经颁布过一道诏书，指出汉长安城过于狭窄，而且历年已经久远，难于从新改建，还是易地分建为良。还应该指出，汉长安城自始建至于隋时，数百年间，城中积水下渗，地下水亦受到污染，碱卤不堪饮用，不能不另迁新都。以后事征验，这应是确实的记载。现在西安市城墙绝大部分本为隋唐时皇城旧址。唐长安城虽告圮毁，皇城却由五代时沿用至今。迄今东西大街之北，井水皆苦咸难饮，东西大街之南亦有多处如此。今城的西南部尚有以甜水井为名称的街道，可知井水甘甜实为珍贵。今西安市内外皆已不再汲引井水，然年事稍长者，犹能历历言之。以今例古，可以想见其时不能不迁徙都城的一个原因。

汉长安城在龙首山下，唐长安城则在龙首原上。汉唐之间，虽已经历数百年之久，龙首山上逐渐敉平，成为龙首原。然尚有突兀高起之处。隋文帝所颁布的迁都诏书中就仍以龙首山相称，不过诏书中亦曾称道其地“川原壮丽”，堪为新都筑建之地，实际上当已成为原状，与高起的山势不同。话虽如此，原上原下的高差，现在测量犹有10米左右。龙首原既然高于汉长安城，水源何在?这是建都之初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如何解决新建都城引水问题?龙首原虽高于汉长安城，引水却并不困难，甚而还较为容易。龙首原南接少陵原。少陵原南隔清水为神禾原。神禾原之南即为终南山麓。终南山下虽皆系平原，原面却一例向北倾斜，直至于渭水岸旁。少陵原与神禾原之间由于潏水河谷下切过深，潏水两侧的原畔皆显得耸起壁立，仿佛不可逾越。就是少陵原上近潏水处犹起伏数道高堰，唐时已有人别称之为凤栖原。少陵原西北，凤栖原之西又有所谓毕原者。凤栖原较之少陵原南部已显得低下，毕原更显得平坦。潏水就是由少陵原和毕原之西流向西北人于渭水的。从现在地形观察，少陵原南端最高，毕原已较低。毕原虽低于少陵原南端，却高于龙首原。因此由毕原西侧引水人唐长安城，乃是由高趋低，自然下泻，用不着多费气力。隋时始迁都时，即已引渭水入城，流经清明渠和永安渠，唐时更引潏水为漕渠，也流人城内，就是这样的道理。

唐长安城所引用的水流，潏水而外还有引浐水的龙首渠，引义谷水的黄渠，都是适应少陵原的向北倾斜的地势，引水成渠的。少陵原本止于浐水西岸，岸旁原边尚有龙首渠引水口的遗址。由于浐水河谷下切较深，龙首渠引水口仿佛悬于空间，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生态环境变化很大，在现在看来仿佛很不合乎常理，如果了解当时情况，也就可以释然。至于义谷水，出山不远处就是少陵原东南端，因势利导，自然成为渠水。黄渠下游注入曲江。曲江在唐长安城东南隅。黄渠所经皆在唐长安城外，与清明、永安、龙首诸渠不同。

前面说过，唐长安城位于龙首原。龙首原本来称为龙首山，由山变成原，显得原面已经敉平，实际上还不尽是如此。唐长安城有6条高岗，皆由西向东，微向北趋。隋时设计建筑都城时，就把这6条高岗包括在城内，并按《易经》六爻的释意，由北而南，分为九二、九三等。当时以九二置宫殿，九二高岗即在宫城之内。九三横于皇城之内，依《易经》的规定，设置王朝的官署。也就是说，依据高岗分布的趋势，傅会《易经》的旧说，作为不同的布置。经过1000多年的变化和近年来城市的建设，这些高岗大都已经和其附近的平地一样，轻易看不到其间的差异。只能在较为精密的地形图上，显示当地等高线的高低稍有一些差异。可是当时所谓九五的高岗，在现在西安市南郊南关正街的东西和小寨东西路之北，还能明显看到。现在的南关正街以前称为草场坡，以坡相称，足见其地势的不平。现在南关正街相当平坦，成为城郊重要的道路，可是两侧高楼之后犹可见高耸的岸壁，特色依然存在。当时的玄都观和大兴善寺皆建在这个高岗上。玄都观遗址久已湮没无闻，大兴善寺迄今犹为佛教圣地。正是因为有如此不同的地形，也影响到城内的引水渠道。唐长安城的外郭城内，以里坊相区分，里坊之间分别形成街道。其南北向的街，以朱雀门街为主。朱雀门街亦称天街，北起皇城南面正中的朱雀门，南至外郭城南面正中的明德门，中间就是通过这条九五高岗的。朱雀门街东西的街道，分别称为朱雀门街西一至五街，和朱雀门街东一至五街。清明渠由朱雀门街西第一街北流，永安渠由朱雀门街西第二街北流，都在这几条高岗之西。唐时引潏水的漕渠，由外郭城西面正中的金光门流人城内后，折而南流，经过两坊之地，再折而东流，由朱雀门街西第三街东流至朱雀门街东第二街再折向北流，就是为了绕过所谓九四的高岗。龙首渠在唐长安城的东半部，远离这6条高岗，但也不能流到朱雀门街之西，也是这样的道路。

唐长安城还有两处高地也应在这里一并提到：一为乐游原，一为大明宫所在地。乐游原在外郭城东面三门中最南的延兴门内，主体延袤于新昌、升道、宣平、升平诸坊。青龙寺就在新昌坊内。乐游原以原相称，为外郭城中最高处。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曾在原上赋诗，谓可以远望昭陵。大明宫在外郭城北，也是在唐宫城的东北，当地高敞，当时在其地建筑大明宫，为正式朝会和接见外宾之所。由于地势高敞，不仅可以远眺终南山，还可以俯瞰长安城全城。大明宫早已圮毁，其遗址犹为高丘，耸峙于陇海铁路西安车站之北。

汉唐长安城的生态环境是优良的。汉唐长安城虽非一城，相距不远，皆位于关中平原的中部。关中平原在汉唐时期皆以富庶见称。汉唐长安城不仅有泾渭等八水围绕，且南倚终南山。终南山上森林覆盖，郁郁葱葱，山下平原又遍地竹林，到处碧绿成片。由于八水围绕，使汉唐长安城皆位于农田灌溉网的中心，更增加富庶的程度。又由于气候温和，甚至燠热，雨量充沛，八水流量皆相当高大，因而能利用水力，修凿漕渠。唐时长安城渠水中竟然可以行船，这是亘古未有的大事。今后发展不可预知，在今天说来，应该是空前绝后的伟业。

由于生态环境的优良，汉唐长安城都可说是瑰丽宏伟。汉长安城以斗城见称，足见其善于利用地形。唐长安城较之汉长安城更为弘广，城内竟然包括了6条高岗，还有一个乐游原。汉长安城因山势水势，南北城墙曲曲折折，显得筑城之时，已尽利遽自然之能事。唐长安城由于高岗横峙，不尽平坦，而司设计者却能利用这样的形势，使城内建筑高低参差，错落有致，可以说是别开生面，与古不同。

汉唐长安城今仅存遗迹，由这样的遗迹想念当年的雄风，皆能令人徘徊留连，不能遽去。

本文作者： 史念海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