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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战略时代要求、目标与国际治理经验

发布于:2022-01-12 09:33:12 来自:水利工程/水土保持 0 7 [复制转发]


前 言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具有悠久的人文、厚重的历史、辉煌的经济,但也面临着脆弱的生态,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重要的经济地带和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区域。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黄河流域治理和开发极为重视,始终把它列为国家的一件大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历史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亲临黄河视察,做出重要批示,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成立黄河规划委、编制治理开发规划、修建水利设施、治理黄河水道等,然而,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天然脆弱,水少沙多,自然禀赋较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和黄河水患综合治理一直面临巨大挑战。党和国家对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和黄河水患进行了长期大规模综合治理,保障了黄河流域生态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黄河流域治理,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情况,并就三江源、祁连山、秦岭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建设提出要求,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为黄河流域综合治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2020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专题研究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2020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由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区域协调战略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这些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成为我国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的重要空间载体,成为推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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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时代发展所需的国家战略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国家经济版图重要组成部分和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区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黄河流域的具体体现,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发展阶段构建高质量发展国土空间布局的大手笔之作,是对区域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完善。

     
(一)是立足时代背景面向解决现实问题的区域重大战略
由于黄河流域自身特殊性和问题的复杂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和治理还存在一些尖锐的矛盾和突出的问题,既有西部地区的共性问题,也存在黄河流域自身特殊性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黄河流域仍是生态脆弱区。黄河流经青海、甘肃、山西、山东等9省(区),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以仅占全国2%的水资源量,承担了全国12%的人口、15%的耕地以及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中上游土地荒漠化、沙化和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土地占全域面积的25%,中下游环境污染严重,特别是渭河平原、汾河、渭河等水质重度污染。整个流域水资源极度匮乏,水资源开放利用率80%,远超过国际40%的生态警戒线。二是黄河流域是欠发达地区。黄河流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区域,是特困集中连片地区和“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域,贫困人口分布广、覆盖面大。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能看出黄河流域的相对落后面貌。2019年黄河流域九省(区),除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775元)和居民人均支配收入(31597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16021元、30733元)外,其余地区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1所示。另外,黄河流域60%的地区分布在西部地区,存在着西部地区发展落后具有普遍性的共性问题,产业结构单一,发展方式粗放,产业链条短,缺乏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市场发育程度低、竞争能力弱,生产要素质量和效率不高,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不足,甚至存在城市收缩迹象。三是黄河流域协调发展不足。由于流域涉及多省、区,是典型的跨行政区管理问题,需要实现跨区域治理和协同发展,受历史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发达程度等综合性因素制约,目前黄河流域的治理和协同发展机制尚不健全,存在着块状分割的碎片化管理,加上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尚未形成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      

(二)是落实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重大战略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经济跃上新台阶,实现了量的提升与质的飞跃,但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城乡区域差距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鉴于此,国家高度重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问题,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实施了一系列的区域重大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陆续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意志。在大江大河治理方面,国家立足“T型”发展思路,推出了长江经济带大战略,出台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原则,试图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的互动协作,增强各项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加强流域地区综合治理系统性和整体性。这些国家战略的提出,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要统筹全局发展,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补短板、强弱项,从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近年来,南北差距分化问题日益凸显,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经济比重“南升北降”,人口要素分布仍未突破传统的胡焕庸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也旨在提升北方地区经济实力,尤其是提高相对贫困落后的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既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大体现,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目标的价值追求。      
(三)是上下结合、中央与地方达成共识的区域重大战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中央和地方、上下相互结合而达成统一共识的区域重大战略。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国内发展现实需求,空间形态竞争已经由单个城市的竞争转变为跨区域合作的都市圈、城市群的竞争,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不再是简单地依赖于传统的行政区经济,跨区域的经济功能区成为重要的空间载体,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极,因为,传统的行政区经济有其发展局限性,要素资源流动受限,资源配置并非最优,经济效率低下。因此,以整体利益最优,追求跨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实现1+1>2的发展模式成为驱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近些年,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跨区域合作,跨边界的交流、合作活动与日俱增,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层面制定出台了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等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此外,国家还制定了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等优化空间格局的战略规划,各地紧锣密鼓地出台省级、市级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城镇空间一体化战略,这些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的出台,都充分体现了跨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迫切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因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出台旨在打破行政区界限、突破行政壁垒、挖掘合作共赢、资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增长新潜能,这是中央强力推动与地方迫切需求相契合而达成的战略共识,是构建循环畅通国民经济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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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是探索区域和流域综合治理的区域重大战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全局,遵循自然规律、结合实际情况,确立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战略举措,黄河流域的水沙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持续明显向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百姓生活发生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先天不足,黄河一直体弱多病,水患频繁,制约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这既有黄河资源禀赋差的客观因素,也有后天失养的人为因素,破解这一问题,关键是要推动黄河的系统治理和全流域治理。        
(一)探索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路径的新标杆

古今中外,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总是伴随着大江大河的开发和治理。回顾黄河治理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历史上,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据统计,从先秦到解放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共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北达天津,南抵江淮。长期以来,受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制约,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再加上人为破坏,黄河水害严重,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屡治屡决的局面始终没有根本改观,黄河沿岸人民的美好愿望一直难以实现。从现实看,洪水风险依然是黄河流域的最大威胁。黄河流域“地上悬河”形势严峻,下游地上悬河长达800公里,上游宁蒙河段淤积形成新悬河;下游滩区既是黄河滞洪沉沙的场所,防洪运用和经济发展矛盾长期存在;下游防洪短板突出,洪水预见期短、威胁大。其次,黄河流域存在着过度开发的问题,中下游地区的工业生产、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水造成流域的水质普遍较差。黄河流域用水供需矛盾较为突出,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根据数据资料显示,黄河流域的水资源总量不到长江流域的7%,人均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加上,现有水资源的利用较为粗放、农业用水效率不高、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强度大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成为困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流域综合治理的瓶颈。

因此,要深刻分析黄河长期以来久治难愈的复杂根源,准确把握大江大河的治理规律,借鉴国际上的流域治理的先进经验,推动黄河流域治理迈上新台阶。要提高防洪减灾能力,发挥水利枢纽工程灌溉、调蓄径流的作用,建设分洪、蓄洪区,调节洪水,减轻洪灾,修筑河堤、疏浚河道,便利航运和防洪。加大植树造林力度,保护自然植被,增强涵养水源功能,减少水土流失及河道泥沙淤积。加强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提高城市化地区集中人口和经济要素的承载功能,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减轻工业和生活排放强度,缓解人类生产、生活行为对生态空间造成的挤压。无论是从黄河治理历史还是从现实发展情况看,唯有“大保护”与“大治理”并重,才能推动流域合理保护与开发,才能根本上解决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二)化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空间抓手

黄河流域是中国第二大流域,流域面积广、人口数量大、经济占比高,资源储量足,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板块和增长极,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关系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是落后欠发达地区,还存在着诸多的短板和弱项。从整体上看,黄河流域多数省份为欠发达地区,其中西部省份占绝大多数。黄河流经的九省(区)中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等六个省(区)为西部地区,西部省份占比达到三分之二。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经济发展普遍落后,根据2019人均GDP统计指标显示,沿黄省份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人均GDP最高的山东省仅为7.07万元,略低于全国7.09万元。贫困问题始终制约沿黄流域地区发展的重大问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三区”、“三州”大部分都分布在这些地区,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5个涉及黄河流域,黄河流域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全面建成小康之后,沿黄西部省份的重点是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抓住国家集中支持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战略机遇,巩固脱贫成果,增强内生发展能力。黄河流域地域跨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水平内部差距大、呈明显梯度。沿黄九省(区)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其中六个省(区)为西部地区,山西、河南为中部地区,山东为东部地区,黄河流域的内部发展差距大,2019年人均GDP最高的山东省为70652.62元,人均GDP最低的是甘肃省32994.56元,两者相差2.1倍。源头的青海玉树州与入海口的山东东营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差超过10倍,见图2所示。因此,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不是事关全国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补上全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和弱项,也是推动黄河流域内部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是事关全局的大战略。可以说,解决了黄河流域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就牵住了弥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短板的“牛鼻子”。

     
(三)探索区域特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重要示范区域

在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各地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由于各地所处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同,区位条件、资源状况、要素禀赋不一,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也理应不同。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黄河流域9省(区)黄河流域在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工业化、产业结构方面还相对落后。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的划分方法,工业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不同的阶段。根据指标测算,我国整体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但是,沿黄九省(区)工业化进程仍然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山东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山西、内蒙古、河南、四川、陕西、青海、宁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甘肃还处于工业化前中期阶段(见表1)。

在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约束趋紧的条件下,黄河流域要积极探索适合黄河流域资源禀赋的产业发展新路子,立足比较优势条件,构建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结合资源禀赋、历史底蕴、区位条件、产业基础,遵循“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的发展原则,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路径。黄河流域地域面积广、地区差异大,各地要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找准定位,上游的三江源、祁连山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的重点功能定位是保护生态、涵养水源,提供和创造更多绿色生态产品,要限制或禁止发展工业,不允许高强度的工业开发。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等粮食主产区要发挥“国家粮仓”功能,重点发展现代化农业,积极配合国家做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品质,为新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黄河流域拥有郑州、济南、西安、太原等区域中心城市,以及中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国家级城市群,这些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城市化地区要朝着规模化、集约发展方向,进一步提高承载更多经济和人口要素的能力,更有效率地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构建跨区域流域协同治理新机制的重要典范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治理、出路在于协同。因为流域是一个跨区域的空间地理范围,而非简单的行政区划概念,要跳出狭隘的本位主义思维,推动黄河流域的大保护、大发展、大治理,推动实现协同治理、系统治理。在传统的政绩观和行政区划经济导向下,各地开展GDP竞标赛,竞争远大于合作,导致狭隘的本位主义盛行,以辖区内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忽视全局利益,容易引发只顾自身利益而损害全局的情况。黄河流域涉及上中下游整个流域的发展,如果上游地区只顾本地发展,过度开发、粗放发展,那么就会导致水土流失、荒漠化、环境污染等严重影响中下游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的状况,以本地利益为短视,破坏黄河流域整体的生态环境,损害的不仅是其他地区的利益,更是整个黄河流域的利益。因此,推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要推动跨区域协同发展和生态保护,探索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比如,黄河流域上中游省(区)为国家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应通过全流域统筹协调发展,支持上中游省(区)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产业,限制发展工业等污染产业。但是,国家层面或下游省(区)要通过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等多种方式给予上中游省份进行利益补偿,保障生态脆弱和农业核心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其他地区大体相当。                  
                 
(五)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脉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全面畅通。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增长极,黄河流域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体现重要地位。从生产角度看,黄河流域资源丰富,是农业生产、生态产品和工业生产的重要空间,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生态屏障和“国家粮仓”。青海、甘肃、内蒙等西北地区是我国的重要生态屏障,是国家主体功能区中生态产品主要提供区,拥有青海三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等。河南是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从需求角度看,黄河流域人口分布多,2019年黄河流域九省(区)常住人口规模为4.22亿人,占全国人口规模的30.13%,是人口红利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其中,河南、山东是中国的人口大省,人口规模接近上亿人,分列全国人口规模第2、3位,人口规模大,既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也蕴含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具有强大的本地市场效应,这正符合形成新发展格局中构建完善的内需体系的需要。从流通体系角度看,河南、山东是全国重大交通枢纽中心和大通道,是全国物质流通的重要枢纽,是实现物畅其流、人畅其行的重要通道。黄河流域所处的交通区位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不仅能够为本区域发展提供强大的物流支撑,也为构建现代化流通体系提供强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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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四大战略目标取向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 要立足现实问题,以构建协同治理长效机制为抓手,大力提高流域治理能力。 要深刻认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机遇,破解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要加强黄河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探索创新黄河文化传播路径,让黄河文化的根魂永久延续。 要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逻辑,发挥黄河流域在“双循环”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一)构建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长效机制,推动黄河流域治理现代化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完善中国空间治理,构建新时代空间布局优化的重要战略举措。提高黄河流域综合治理水平,需要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第一对关系是“水”与“沙”的关系,确保防洪安全必须治理好水沙关系。洪水风险依然是黄河流域的最大威胁。确保黄河防洪安全、长治久安始终是黄河治理的重中之重。黄河流域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是黄河流域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黄河水害隐患像一把利剑悬在头上,要保障黄河长久安澜,必须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统筹兼顾,完善上游防洪工程体系,完善沿黄城市防洪工程体系建设,推进水库加固和山洪灾害防治,提高防洪减灾能力。要完善水沙调控机制,解决流域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九龙治水、分头管理”的顽疾,实施有针对性的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减缓黄河下游淤积,确保黄河沿岸安全。第二对关系是“水”与“产”的关系,要做到以水定产,提高水资源集约利用率。黄河水资源严重短缺、时空分布不均衡,从现有的“水”“产”关系来看,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过高,长期超过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严重制约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因此,要进行统筹规划、系统谋划、综合治理,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系列原则,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在科学测定水资源总量的基础上,合理规划黄河流域的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的容量和承载力,从供需两端同时入手解决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通过节水技术应用推广提高全社会节水能力,推动用水方式向集约高效转变。第三对关系是处理好“大保护”与“大治理”的关系。保护与治理是辩证统一的,保护是目的,治理是手段,两者统一于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无从谈起,没有高质量的发展也无法真正实现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当然,由于黄河流域各段所处环境有所差异,各省(区)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的功能定位不同(见表2),黄河上游重点在于水源涵养功能,黄河中游侧重于水土保持功能,黄河下游侧重于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当然,整个黄河流域都需注重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遵循“注重统筹、有所区分、因地制宜、协同治理”的原则。


   
(二)深刻认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挑战,破解协同发展体制机制障碍

“九龙治水、分头管理”由来已久,是大江大河水资源管理的老大难问题。与长江流域大开发存在一些共性问题类似,黄河流域也存在着过头管理、碎片化监管、缺乏整体协同效应等问题。一方面,水资源和流域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多部门管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水资源管理涉及部门众多,水利部、流域管理委员会、地方政府都是管理部门也是利益相关主体,各部门各自为政,交通、环保、水利等各部门都是流域管理相关主体,各部门立足自身职责,本位主义严重。由于缺乏完善的流域管理体制,难以达成流域发展的协同效应。沿黄九省(区)、十多个部门来管理黄河、利用黄河,加上黄河流域本身自然资源禀赋较差,水资源保障能力较弱,导致黄河流域治理难度更加突出。黄河不同流域地段的功能定位不同、存在问题各异,应该分类施策、综合治理。从黄河上游来看,主要存在着:生态系统退化、水源涵养功能降低的问题。从黄河中游来看,主要存在着:水土流失严重,汾河等部分支流的水体污染问题突出。从黄河下游来看,主要存在着:生态流量偏低、河口湿地萎缩的问题,加之该流域地区是城镇、工业的集中地,导致黄河流域的工业、城镇生活和农业面源三方面污染严重。

流域是典型的山水林田湖草有机生命体,无论是保护、治理,还是流域产业布局和城市规模建设等,都需坚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统筹规划和实施。因此,各部门、各地区、各方面要达成共识,加强部门和地区的协同联动,从实现黄河水资源管理目标的生态系统整体性、源头根本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的协同治理,推动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互动协作,制定各项关联性、耦合性强的重大举措,把水资源作为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刚性约束。在流域综合治理过程中,健全流域管理体制是治理取得实效的关键制度保障,要创新流域综合治理的体制机制,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工作机制,形成中央、省、市县多层级协同治理的工作机制。除了政府这只手之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诸如,完善黄河水价形成机制,提升全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

   
(三)加强黄河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弘扬黄河文化新时代价值

黄河是一条孕育伟大文明的河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黄河流域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深厚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积淀了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基因,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对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做好开发与保护工作,还要立足黄河母亲河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研究黄河流域的辉煌历史和文脉渊源,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这既是坚持文化自信的题中之义,也是彰显黄河灿烂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要把黄河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各地要落实好《黄河文物资源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加大财政投入,加强保障措施,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工程,做好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加强对黄河历史文化的对外形象宣传工作,突出黄河文化的历史厚重感,增强黄河文化的亲和力,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要深入研究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创作黄河题材的精品纪录片、融合黄河文化元素、开展大江大河文明论坛等各种方式,探索创新黄河文化传播路径,打造黄河文化符号、文化品牌。

   
(四)把握“三新”重大逻辑,发挥黄河流域在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贡献

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发挥我国幅员辽阔、战略腹地广阔和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国民经济的畅通循环。黄河流域作为中原腹地,承东启西、连通南北,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要明确自身的发展定位,积极探索推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有效途径。首先,从总体定位上,黄河流域要紧扣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推动实现需求牵引和供给创造有机结合,从流域整体上推进上中下游的协同联动发展,重点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重大工程项目。其次,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欠佳,落后地区较多,今后要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建设,以县城、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为主要空间载体,提升城镇化的数量和质量,提高集聚水平和承载能力,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落后地区赶上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促进就业、教育、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共享程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再次,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方面,要 发挥黄河流域的运输通道功能,加强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构建便捷绿色安全的综合交通网络,构建统一开放有序的运输市场,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创新运输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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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大河大江治理国际经验,推动黄河流域综合治理的政策建议

大江大河治理,本质上是以水资源为核心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以跨行政区协调为重点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综合过程,核心是要通过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协同治理,实现由行政辖区利益最大化向流域整体利益最大化转变。        
(一)大江大河治理的理论思考  
1.大江大河治理的特征    
大江大河治理具有三个方面的鲜明特征。一是跨行政区。大江大河流域通常涉及范围广,其上中下游往往跨越多个行政区域,但由于流域内地方政府往往依据行政区划进行属地管理,片面重视行政区域内流域治理,而忽视了流域整体治理战略规划和区域间协调合作治理,最终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二是多头管理。一方面大江大河流域往往跨越多个行政区域,各行政区域内地方政府管理战略可能存在分歧;另一方面大江大河流域内的水面、陆地等资源也往往归属不同的管理部门,多个管理部门之间的冲突也使大江大河流域难以实施持续稳定的治理政策。三是产权归属不清晰,大江大河流域由于跨越多个行政区域,涉及多个管理主体,资源的产权归属不够明晰,容易产生利益分割和冲突,发生水污染问题后难以追责,阻碍流域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由于大江大河流域的特殊性导致错综复杂的横向和纵向利益协调关系,产生多个利益相关者矛盾冲突。比如,流域内地方政府虽然存在共同利益的合作需要,但可能出于本辖区的政绩考核和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对于大江大河流域的整体规划目标的实现缺乏足够的动力。同时资源开发、脱贫致富和生态保护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如何协调地方政府和管理主体间、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间的利益冲突、建立统一的协调合作机制并取得实质成效成为大江大河治理的难点问题。    
2.大江大河治理的路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大江大河治理进行了相关研究,彭本利和李爱年(2019)总结了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周浩和吕丹(2014)总结了跨界流域治理的陷入协作困境的原因。而关于跨行政区的大江大河治理路径问题,黎元生和胡熠(2019)运用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构建了流域系统协同共生发展机制。邵莉莉(2020)以区域协同理论为指导,从跨界流域利益补偿的本体内容、范围、主体三方面构建了跨界流域利益补偿法律机制。关于大江大河流域治理可采取以下几项措施。一是成立超行政区域流域协调合作治理机构。大江大河治理由于涉及多个行政区域、多重管理主体,需要通过建立超行政区域政府间协调合作治理机构合理配置流域内自然资源、规划发展经济,最终实现流域内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超行政区域”指该机构虽然主要由流域内地方政府、管理部门派出人员组成,但具有高一级的行政地位,如可归属国务院直接管理,直接对国务院负责,以此确定该机构在流域内资源、权力、人员协调上的权威性。二是建立有力的法律法规保障。当前我国水资源管理法规体系并不完善,缺乏针对某流域的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法规,因此需要针对流域内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流域经济发展,从立法、司法、执法三方面确立严格的流域治理法律法规,并建立合理有效的执法监督保障机制。三是建立行政区域、管理机构之间的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在实现流域整体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通过财政手段对部分主体贡献和牺牲的个体利益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即建立行政区域、管理机构之间的利益补偿机制。如流域内上游政府需要承担涵养水源的生态责任,可能需要牺牲产业尤其是工业发展机会,在中央政府适度干预下,基于“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由受益地区向上游地区进行定向经济补偿与对口援助。同时,由于环保考核标准越来越高,所需的生态保护投入日益增大,鼓励流域内地方政府共同设立资源保护治理基金,弥补利益补偿机制不足部分。    
(二)大江大河治理的国际经验  
美国田纳西流域治理是国外大江大河治理的经典成功案例之一,该流域通过长期的综合治理开发,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成为世界流域综合治理的典范。    
田纳西河是美国第八大河,位于美国东南部,是密西西比河水系俄亥俄河的一条流程最长、水量最大的支流,干流全长1450千米,年径流量593亿立方米。在1933年前,田纳西流域经济发展十分落后,据统计,1933年田纳西流域人均年收入为168美元,仅为美国人均年收入的45%左右。在流域开发前,田纳西流域面临土地侵蚀和退化、农产品产量和收入下降、森林面积急剧减少、水土流失严重、水灾频繁等问题。    
为了改变这一落后面貌,1933年联邦政府专门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ValleyAuthority,简称为TVA)对流域进行综合治理和开发管理。TVA是美联邦一级机构,直接对总统负责,由经美国总统任命和国会批准的3人董事会组成领导层,董事会由设有管理职责的7个沿岸州的代表组成,被美国国会和联邦政府授予规划、开发、利用、保护流域内各项自然资源的权力。TVA首先集中开发流域内丰富的水资源,完善其防洪、航运和供水功能,其次,结合开发水电、火电、核电,为流域内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提供廉价的电力。TVA还通过对流域内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促进林业、农业、牧业、渔业以及工业、旅游业的发展,同时TVA也注重自然资源的保护,制定了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    
通过几十年的治理,田纳西河流域综合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经验启示可以总结为五个方面:一是重视立法建设,美国国会在1933年通过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案》,以此保障TVA的综合治理开发的合法权利。二是通过TVA的成立对流域内的自然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能够调动各方力量,达成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三是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TVA十分注重自然资源的保护,制定了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并依此发展生态旅游业,在保障生态利益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充分利用流域内各种资源,TVA通过对流域内水资源、煤炭资源的集中开发利用,发展航运、水电、火电产业,同时积极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农林牧渔业和工业。五是强调高科技技术的应用,TVA通过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技术(RS),采集、存储、分析、显示、应用流域内资源和地理相关的实时数据,并在实时数据分析应用的基础上做出科学决策。    
(三)借鉴国际大江大河治理经验,推动黄河流域大治理  
美国田纳西流域综合治理和开发管理为治理黄河提供了可参照的经验,结合实际,提出以下推动黄河流域治理现代化的政策建议。    
1.健全黄河流域生态用水管理的法律体系和利益补偿机制    
为了规范流域开发,达到流域开发的预期目标,美国国会在1933年通过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案》,并根据该法案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以此保障TVA的统一综合管理开发权利。针对当前我国水资源管理法规体系不完善、涉水相关法律针对特定流域适用性差,导致长江、黄河等大尺度流域治理保护调控功能不足的问题,考虑推动《黄河法》的制定颁布,从立法、司法、执法三方面针对黄河流域的流域内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流域经济发展等问题做出专门规定,明确管理目标、责任主体等,还需结合黄河流域生态系统保护需求及状况,配套法律执行的政策法规工具。其次,建立行政区域、管理机构之间的利益补偿机制,在中央政府的合理支持下,通过财政手段给予承担生态保护责任的主体合理的经济补偿,鼓励流域内地方政府共同设立资源保护治理基金进行辅助支持,这是促进黄河流域协同合作和持续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同时,配套建立合理有效的执法监督保障机制,强化流域管理机构对地方政府的日常监管和约束指导职能,提升黄河流域规划调度、监督管理和协调发展的能力。     
2.确立黄河流域管理机构统一的开发、管理职权和地位    
目前黄河水利委员会只是水利部下属一个派出的流域管理机构,在流域内依法行使水行政管理职责。但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流域治理中没有被授予足够有效的行权力。黄河流域治理结构存在着:行政管理、专门流域管理机构和河长制管理三元并存的监管模式,需要通过资源整合,优化流域管理组织机构,尤其要突出黄河流域管理委员会的职能,可以通过法律提高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政治地位,赋予其有效的行政执法和行政监督权力,使其具备政府的职能,可以考虑设置由中央政府和黄河九省(区)共同参与的统一流域管理机构,由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负责流域综合治理开发,承担水利、防洪、生态保护、流域开发等统一职能。    
3.建立生态优先的管理思路,注重资源、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TVA十分注重自然资源的保护,制定了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在保障生态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黄河流域的开发管理过程中,需要树立生态优先的管理思路,因地制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流域开发建设。一是加强生态保障的财政支持,统筹规划上、中、下游的生态保护责任,研究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政策。二是加快编制黄河流域生态治理规划,制定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战略目标,合理分配区域间任务,筹划布局重大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维护生物多样性。三是通过使用更清洁的能源如水电、核电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量,提高空气质量和流域水质。    
4.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实现黄河流域综合开发治理    
TVA通过对流域内丰富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煤炭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发展航运、水电、火电、核电以及农林牧渔业,同时通过生产提供廉价的电力,为工业发展打下基础,并依托政策保护下的自然环境发展生态旅游业。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位于我国中西部,土地资源丰富,矿产资源尤其是能源和有色金属资源储量丰富,具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优势。在黄河流域综合开发治理过程中,可以根据黄河流域资源、生态和环境状况,以及其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发挥黄河流域自然资源的开发优势,推出各项人才优待措施,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人才,推动流域产业调整和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在黄河流域综合治理开发过程中,不仅需要充分利用资金、物质、人才等实体性资源,还需要充分挖掘利用隐性资源,如信息、经验、技术等。实时收集流域内外部门、资源、政策、环境等信息,学习国内外流域开发治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及时提出并动态调整合理的政策和技术手段开发治理黄河流域。    
5.高度重视运用高科技手段技术开发治理黄河流域    
TVA在流域管理数据采集、分析和预告调度上,积极运用遥感技术、卫星通信、GPS技术和GIS技术,极大提高了数据采集、分析利用的效率和信息预警的实时性,因此在黄河流域开发管理的过程中同样需要高度重视运用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的重要性。一是要按照黄河的实际情况,研究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如物联网、大数据、5G技术等,对流域管理过程进行长期的系统检测研究和效果评价,建立实时信息反馈机制,便于不断调整改进生态保护利用措施。二是加大黄河流域治理开发课题的研发投入,对于黄河流域治理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组织多部门、多学科联合攻关,力争取得早日突破,为治理开发黄河流域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三是参考借鉴国内外先进治理技术和手段,积极引进和自主开发先进的环保机器设备和配套软件如污水处理设备、信息采集设备等,通过提供软硬件的有力支撑,更快达成节能减排和高质量发展目标。    
6.构建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机制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黄河流域的协调发展问题早已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同时也付诸行动加以实施。1988年由山东省牵头成立了黄河经济协作带,1992年改名为黄河经济协作区,沿黄9省(区)先后都参与其中,在协作区成立的初期,各地高层领导都高度重视,各方都积极参加共谋黄河流域发展大事,举办研讨会、联合发布倡议书和共同宣言,这些做法为黄河流域协作发展起了个好头、做了铺垫。但是,由于缺乏核心龙头引领和可持续长效合作机制,导致各自为政,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和实质性成果,相较于长三角一体化而言,黄河流域协同发展起步早、推进慢,正所谓“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鉴于此,黄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和发展迫切需要从更高层面加以推动。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黄河流域协调发展高度重视,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意志,并编制和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黄河流域的保护和发展进入了新时期,迈入了新阶段,沿黄9省(区)建立统筹规划、综合施策、相互协作配合的新机制,为黄河流域综合保护、开发与协调发展开辟了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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